他建国之后长期休养，没有军衔和工作，1955年评级的时候，工作人员犯了难，毛主席和周总理却同时给出意见：享受副总理待遇！

主要信源：（信阳日报——郑位三：这是特殊情况下作出的决定）

1955年，新中国首次评定军衔和干部行政级别的工作进入最后阶段。

在中南海的审议中，一份特殊的档案被专门提了出来。

档案的主人名叫郑位三，当时他没有任何军职，也非现役，正因严重的胃病和肺病长期休养。

按照评定原则，不在职的同志一般不授予军衔，其待遇级别也成了一个难题。

当毛主席审阅到相关报告时，专门作出了批示。

最终，中央决定破例授予郑位三“行政三级”待遇。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在当时新中国的干部级别序列中。

一级是国家主席，二级是副主席，三级就对应着国务院副总理、十大元帅这个级别。

这意味着，一位没有佩戴任何将帅肩章的老人，在工资、医疗、住房等各方面，享受的是与元帅同等的国家领导人待遇。

这个决定，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郑位三究竟是何许人也，能获得如此特殊的礼遇？

这要从他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寻找答案。

郑位三出生于湖北黄安，很早就投身革命。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他家乡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在极其危险和困难的条件下，郑位三没有退缩，他独自一人挺身而出。

重建了中共黄安县委，并代理县委书记。

同年秋天，他组织领导了著名的“黄麻起义”的序幕——“九月暴动”，亲手点燃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把烈火。

在创建和保卫鄂豫皖苏区的艰苦岁月里，他不仅是军事指挥员，更是根据地的“大管家”。

主持土改、建立政权、发展经济、发行货币，在敌人的重重“围剿”中，为红军打造了一个相对稳固的后方。

真正的考验是在1932年之后。

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鄂豫皖，留下的是兵力薄弱、处境极为险恶的烂摊子。

郑位三临危受命，担任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成了根据地“最后的守护者”。

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军，他创造性地建立了“便衣队”这种灵活机动的斗争形式。

将革命的火种顽强地保存在了大别山的崇山峻岭之中。

在最艰难的时期，他将仅存的几百人队伍，又发展到了几千人。

1934年，他随红二十五军长征，部队在陕南创建新根据地后再度开拔。

郑位三又一次选择留下坚持，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独立领导游击战争长达三年之久。

抗日战争时期，他重返鄂豫皖，参与整合红军游击队，组建新四军第四支队，并担任政委。

解放战争初期，他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兼中原军区政委，与李先念等人一起，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

当时，国民党集结三十万重兵，企图将中原军区六万部队一举围歼。

在敌我力量悬殊、形势万分危急的情况下，郑位三参与决策。

领导部队成功跳出了敌人的铁桶合围，保存了这支重要的革命力量，战略上策应了全国其他战场。

这场被许多军事史家称为“奇迹”的突围，也成了他军事指挥生涯的最后一战。

长年的艰苦斗争彻底摧垮了他的身体，严重的胃溃疡和肺结核让他不断吐血，1948年后，他不得不离开火线，长期休养。

正因如此，当1955年授衔时。

这位早已离开军队领导岗位、且无任何现任职务的老革命，在严格的制度面前成了一个“特殊个案”。

评定工作人员既无法为他授予军衔，也难以确定其待遇级别。

中央没有忘记这位功勋卓著的“老病号”。

当毛主席了解到郑位三的历史功绩和现实处境后，作出了明确的表态。

最终，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郑位三被特批为“行政三级”，享受副总理、元帅级待遇。

这不仅是对他个人革命功劳的至高肯定，也体现了党和国家不忘功臣、尊重历史的深厚情义。

更令人感慨的是郑位三对待这份殊荣的态度。

他婉拒了按规定应配的秘书和警卫班，只留下一名保健医生。

他住在组织安排的房子里，生活极其简朴，那每月三百元的特殊津贴，他几乎全部寄回湖北红安老家，用于资助烈士子弟和困难群众。

三年困难时期，他主动退回高级干部的特供票证。

他对子女要求极严，从不允许他们搞任何特殊。

晚年他撰写革命回忆录，所得的稿费也全部捐出修建家乡学校。

他虽在养病，却依然关心国事民生，经常深入调研，就社会问题向中央提出建议。

他常说：“我不能光领‘朝廷’的俸禄，不为‘朝廷’出谋划策。”

1975年，郑位三在北京病逝。

他生前留下遗嘱，要求后事从简，不开追悼会。

但组织上为了表达对这位功勋老人的深切缅怀，仍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李先念同志致悼词，许多老战友、老部下前来送别。

这位没有将帅肩章、却享受元帅待遇的“无冕之帅”。

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革命者，功成不必在我，但功勋不会被历史遗忘。

待遇是国家的认可，而节俭与奉献则是共产党人永不褪色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