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 (1915~2009 )，原名王象坤，河北吴桥人，著名表演艺术家。早年入南京国立剧专，师从曹禺，有“话剧皇帝”之称。 1942 年从影，新中国成立后任上影、北影演员。以《南征北战》张军长，《烈火中永生》徐鹏飞等反派角色闻名， 2005 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称号。各位影迷朋友们还记得他吗？ 记得，当然记得。项堃老师那张棱角分明的脸，只要在银幕上一出现，那股不怒自威、阴沉狠辣的劲儿就透出来了。可如果我们只记得他是“反派专业户”，那对他实在不公平，也小瞧了那个时代演员的艺术追求。他演的，从来不只是“坏”，而是一个个在时代洪流中走向失败，却各有其逻辑、各有其挣扎的“人”。 “话剧皇帝”的名头，不是白来的。在投身银幕之前，项堃在话剧舞台上早已是光芒四射的人物。他师从戏剧大师曹禺，在《日出》里演过方达生，在《原野》里挑战过仇虎。 话剧舞台的淬炼，给了他两样贯穿一生的宝贝：一是极强的台词功底，字正腔圆，穿透力极强；二是对人物内心世界近乎钻探般的挖掘能力。舞台没有特写镜头，全凭一举手一投足，一个眼神一口气息，把人物的魂儿立住。这套“内功”，被他原封不动地带进了电影。 所以你看他演《南征北战》里的张军长，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标签化的“国民党反动军官”。他有派头，坐在吉普车里那种目空一切的傲慢是骨子里的；他更焦躁，当战局不利时，那种强作镇定下的慌乱，从微微抖动的嘴角和游移不定的眼神里丝丝缕缕地渗出来。观众恨他，但也会隐约感觉到，这个“敌人”是有血有肉、会恐惧会算计的。 到了《烈火中永生》的徐鹏飞，这个特务头子的复杂性和压迫感达到了顶峰。他阴鸷，不用大声咆哮，慢条斯理的话语里就带着铁锈和血腥味；他自负，自以为掌握了生杀予夺的权柄；但他也在许云峰、江姐这些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面前，感到一种精神上无法理解的挫败与恼怒。项堃演出了这种层次，让徐鹏飞成了中国电影史上最为经典、也最难超越的反派形象之一。 这就引出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在那个特别讲究角色“阶级属性”、人物形象“高大全”的年代，为什么项堃能把反派演得如此深入人心，不仅没受批判，反而成就了艺术经典？答案或许在于，他和当时的导演、编剧达成了一种默契——他们不是在歌颂反派，而是在极其严肃、极其认真地“塑造”反派。 把敌人塑造得越真实、越强大、越狡猾，才能越发衬托出英雄战胜他们的不易与伟大。项堃的表演，恰恰提供了这种坚实的、令人信服的“对立面”。他不是在哗众取宠地“演坏”，而是在严谨地完成一个艺术课题：一个走向历史反面的人物，他何以至此，他的精神世界究竟怎样。这份创作的严肃性，让他跳出了“脸谱化”的泥潭。 但演反派，尤其是如此成功的反派，给项堃本人带来的困扰是实实在在的。特殊年代里，他因为这些角色吃了不少苦头。更普遍的一种困扰是，观众太入戏了。据说有次他坐公共汽车，被同车的大妈认出来，指着他鼻子骂“你这个坏蛋！”弄得他哭笑不得。走在街上，也常被人指指点点。 这从侧面证明了他的表演有多么成功，成功到观众将角色和演员本人画了等号。但对一个艺术家来说，这何尝不是一种甜蜜的负担？他用自己的艺术生命，“献祭”般地为那个时代的银幕，立起了一座座生动的反派丰碑，自己却不得不长期生活在这些“阴影”里。 直到2005年，他获得“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称号。这个荣誉，可以看作是国家对这位老艺术家一生奉献的最终定调。它不仅仅是对他演技的褒奖，更是对他所代表的那种艺术精神的肯定：无论角色正反，无论戏份多少，都倾尽所有，严谨对待，把每一个角色都当作独立的生命去揣摩、去塑造。在那个物质和拍摄技术都相对匮乏的年代，正是靠着项堃这一代表演艺术家们的“戏比天大”的信念和硬桥硬马的功夫，才撑起了一部部不朽的经典。 今天我们再回头看项堃，看的不该只是一张“反派脸”。他是一位桥梁式的人物，身上承载着从话剧民族化探索到电影表演体系建立的过渡痕迹。他更是一种标杆，提醒着后来的演员：表演这门艺术，根子在于对“人”的深刻理解与敬畏。 把坏人演成愚蠢的小丑，那是在贬低英雄的对手，实则也贬低了英雄。唯有像项堃那样，把反派也当成一个复杂的“人”来塑造，戏剧的张力、历史的深度才能真正体现出来。他穷尽一生，在有限的角色类型里，开拓出了近乎无限的人物深度。 如今，老艺术家们渐次凋零。我们怀念项堃，不仅仅是在怀念一种表演风格，更是在怀念那个虽然条件艰苦、但对待艺术无比虔诚和认真的年代。当快餐式的表演、流量至上的风潮席卷荧屏时，项堃和他那一代人所坚持的“戏骨”精神，是否显得愈发珍贵？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