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央视主持人赵保乐被借调到北京。为了省钱，他和妻子睡在汽车配件仓库里。调入央视困难重重，没有人脉的他想到了老乡倪萍。妻子说：“咱们和倪萍非亲非故的，她会帮咱们吗？” 1958年，赵保乐出生在山东青岛，七八岁就敢在台上学唱京剧，学校里各种文艺活动也少不了他。中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食品厂当售货员，白天在柜台后面忙着称糖卖酱油，晚上回到宿舍就攥着笔写相声段子。 一次厂里文艺汇演，他自编自演的单口《醉酒》把全厂逗得前仰后合，台下的青岛曲艺团团长当场要人，他就这样从售货员成了“专业演员”。 八十年代初，他在曲艺团每月拿四十二块五，一边养家一边创作，青岛大大小小的剧场常能看到他，一天最多赶三场。在四方剧院演出时，台下有个穿蓝布工装的姑娘场场不落，那就是棉纺厂女工王一舟。 两人恋爱结婚，攒了半年的粮票坐绿皮火车去北京转了一圈，在天安门合影，在前门吃炸酱面，回来这桩婚事就算定了。曲艺团分给他们十二平方米的筒子楼，小两口把厨房改成书房，案板旁是煤油炉，挨着摆一张写稿的木桌，日子清苦却有盼头。 舞台越走越熟，他给广播电台写小品，在电视上演《开心阿Q》，又跟师胜杰等人合作《打传呼》《老同学》，但他始终觉得青岛的舞台还不够大。 1989年，冯巩到青岛演出，在后台看见他给演员现编包袱，两人抽着烟聊了一宿，冯巩当场决定把这个山东小伙借调到北京。 单位开口要每月三百块借调费，冯巩干脆拿自己的劳务费顶上，就这样，赵保乐提着行李住进广播艺术团的集体宿舍，床下塞着方便面，床头挂着已经有些卷边的全家福。 他在北京举步维艰的时候，王一舟先是在青岛一个人扛下孩子和家庭，后来又把三岁的儿子托付给公婆，独自拎着编织袋来到北京。 夫妻俩在朋友汽车配件公司的废旧仓库安了家，每月十五块房租，用砖头垫着门板当床，整天闻着汽油味过日子。冬天漏风夏天闷热，有次夜里暴雨，屋顶漏得像水帘洞，两人抱着被褥缩在墙角熬到天亮。 白天她出去打零工补贴家用，晚上陪着丈夫琢磨节目，这段同甘共苦成了他日后最不愿细说又最放不下的记忆。 坚持之中等来了机会。1992年，冯巩把他推荐到中央电视台《艺苑风景线》做策划，他在栏目里写串场词、跑现场。录制中秋特别节目那次，原定主持人临时来不了，他被硬着头皮推上台，用带胶东味的普通话把整场节目撑下来，观众觉得亲切自然，文艺部主任特意把他的表现记在本子上。 真正让他在北京站住脚的，是一纸进京指标。他从借调变正式迟迟办不下来，只好想到同是山东老乡的倪萍。 明知道两人不熟，还是连着三天守在央视东门，第四天下午倪萍录完节目出来，听完他的情况，第二天就拿着介绍信去人事处，一坐就是两个小时，最终为他一家三口争取到了调入北京的名额。赵保乐后来多次说，没有这一次帮忙，就没有他在央视的后半生。 1993年春节前，台里后勤给他们分了一间十三平方米的宿舍，冯巩带着徒弟来帮忙搬家，姜昆送来一台二手电视。那晚他靠在窗前，看着外面的霓虹灯，第一次觉得这座城不再只是临时落脚的地方。 此后几年，他白天在《艺苑风景线》写稿，晚上去《曲苑杂坛》开会，为了赶五一特别节目，曾连续三天没合眼，最后在剪辑室门口靠着暖气片打盹。 领导看在眼里，1998年新开《精彩十分》时，直接点名让他上镜主持，又陆续交给他《欢聚一堂》《梨园擂台》《戏苑百家》等栏目，他从说相声的人一步步变成综艺节目里的那张熟脸。 人红了，他还是那个实在的山东汉子。2004年春晚后台，他见刚进台的撒贝宁在走廊里拎着衣服找地儿化妆，顺手就把自己的化妆间让了出来。 回到家里，他也尽量做一个有存在感的父亲。再忙，他也要翻儿子的作业本，有一次录完节目凌晨才回家，看到孩子趴在桌上睡着，作文本上写着《我的爸爸》，他在楼道里点了半包烟。儿子后来考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他把当年在天安门前的小黑白结婚照重新洗大，挂在客厅正中。 这些年，他一边主持节目，一边继续写作进修，拿了研究生文凭，担任国家一级编剧，也在各类文艺组织里任职。但对邻居们来说，他只是小区菜市场里那个爱跟卖菜大妈唠嗑、说话带点青岛腔的中年人。 回头看，从食品厂售货员到央视名嘴，这条路上有妻子托底，有冯巩拉一把、有倪萍推一把，更有他自己一步一个脚印。那些仓库里的冷夜、宿舍里的方便面、舞台上的掌声，都被他悄悄揉进了镜头前那抹不紧不慢的笑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