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金山之战拖延不胜，乾隆亲自审问川陕总督张广泗，张广泗在拷打之下，坚称自己无罪。乾隆大怒，下令将其斩首示众。 康熙晚期的捐纳文书上，朱砂印章的痕迹还未在宣纸干透，汉军镶红旗出身的张广泗已攥着知府委任状走进了江南的雨巷。 雍正推行改土归流时，鄂尔泰案头的军功册里，他的名字旁总跟着“古州平叛”的朱批；到乾隆十二年，云贵总督的官帽刚戴稳，金川的烽火已烧到了奏折的最后一页——莎罗奔夺印叛走，庆复用“虚假平定”的奏报给战局裹上了一层更易燃的油纸。 张广泗站在刮耳崖下时，才真正看清那些石头碉楼的模样——不是中原城墙的夯土松软，而是用当地青石垒砌，射击孔像蜂窝般嵌在墙体，山风穿过时会发出呜咽似的回响。 他案头的舆图上，朱笔圈出的碉楼标记已叠成了黑团，幕僚递上的战报里，“围困待毙”四个字被他用墨笔描了又描。 讷亲的八抬大轿碾过川西的泥泞抵达军营时，带来的不仅是乾隆的密旨，还有一套绣着“三日克敌”的杏黄令旗。 这位首席军机大臣甚至没看一眼张广泗摊开的粮道图，就把令箭拍在帅案上：“明日卯时，主攻刮耳崖！” 参将买国良的佩刀在冲锋时被碉楼的石棱崩断，总兵任举胸前的甲胄被铅弹击穿时，血珠溅上了讷亲刚换上的锦缎马褂。 岳钟琪的密报比驿站的快马更早抵达京城。 一份说张广泗“坐拥粮草却纵敌喘息”，另一份则揭开了良尔吉的身份——小金川土司之弟的婚书就藏在他军帐的暗格里，新娘正是莎罗奔的侄女。 当乾隆把这两份奏折拍在张广泗面前时，他才发现，自己反复申说的“地道攻城”“粮道截断”，早已被官场的唾沫星子泡成了烂泥。 傅恒带着新式大炮赶到金川时，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下令开炮，而是让人把良尔吉的人头挂在了营门旗杆上——这个动作，张广泗在三个月前就曾在密折中请求过，却被讷亲批为“怯懦畏战”。 当莎罗奔的降使跪在帐前，捧着印信说“愿献土归降”时，傅恒翻开的战策里，“招抚”两个字旁边，还留着张广泗用指甲划出的浅痕。 这是否意味着，有些战场的胜负，从一开始就不在前线的刀光剑影里？ 乾隆在养心殿来回踱步时，手里攥着的不仅是金川的战报，还有康雍两朝留下的“十全武功”念想。 或许正是这份对“速胜”的执念，让他看不见张广泗奏折里“碉楼三百余座，每座需兵千人围守”的数字；而讷亲与张广泗在军帐里的互相攻讦，更像是给本就混乱的指挥系统又缠上了一道死结。 当决策者的焦虑遇上执行者的固执，最无辜的，总是那些倒在碉楼下的士兵。 菜市口的血迹在三日后被雨水冲刷干净，讷亲的白绫也在十日后悬在了宗人府的房梁上。 这场持续两年的战事，最终用张广泗最初设想的方式收尾，却让清廷的边疆治理多了一份迟疑——后来的福康安征廓尔喀时，总会先让测绘官带着罗盘在前线走上三个月。 而今天再看，当专业判断遇上权力意志，那些“坚称无罪”的呐喊，究竟是忠言逆耳，还是困兽犹斗？ 刑场上的刀光落下时，张广泗怀里揣着的，还是当年鄂尔泰赠他的那方“忠勤”砚台。 而金川的碉楼在百年后依然矗立，只是没人再记得，曾有位总督在那里反复画过一张围困的图，图的角落里，写着“待其粮尽自降”六个小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