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狱医刘石人去女牢给犯人看病，刚到门口，一个女犯突然踉跄一下摔倒在他身上，还迅速塞给他一个纸团。 这个纸团让刘石人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他下意识地攥紧了白大褂的口袋，表面上却装作恼怒地推开女犯。 作为渣滓洞监狱的中校狱医，每天面对的除了病患的呻吟就是看守的呵斥，这种突如其来的接触还是头一遭。 他本来想当场呵斥几句把事情糊弄过去，但后来发现周围看守的目光已经投了过来，只能板着脸继续往前走，心里却像揣了只兔子怦怦直跳。 回到医务室关上门，刘石人才敢小心翼翼地展开那张皱巴巴的纸条。 上面的字迹娟秀却透着坚定，写着“同志，经过这几日观察，你确实是一个好人，我有心脏病，日后请尽心医治”“要勇敢，千万别害怕”。 刘石人在国民党部队待了这么多年，见惯了勾心斗角和冷漠无情，这样直白的信任让他有些不知所措。 他想起刚到渣滓洞时，本以为只是份普通的军医差事，没想到这里的每一间牢房都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 刘石人毕业于西北军医学校，早年在冯玉祥部队待过，1947年被调到重庆绥靖公署总务处检诊所。 说是晋升中校军医，其实就是因为没什么背景被发配到这个鬼地方。 渣滓洞的条件比他想象的还要恶劣，男牢女牢分区关押，囚犯们挤在狭小的牢房里，吃的是霉烂的米饭，每天还要面对各种酷刑。 他见过被老虎凳折磨得站不起来的青年，也见过竹签钉指后依旧不肯低头的女犯，这些场景让他这个穿军装的医生心里很不是滋味。 那个塞纸条的女犯后来才知道叫胡其芬，是中共重庆工委妇女书记，因为《挺进报》事件被捕。 本来想装作不认识，但后来发现每次去女牢巡诊，她总会用一种特别的眼神看着自己。 那种眼神里没有恐惧，只有一种坚定的信任，让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 作为狱医，他本该对囚犯的病情冷眼旁观，可看着胡其芬因为长期折磨而日渐虚弱的身体，他开始悄悄调整药品剂量，有时候还会趁看守不注意多说几句病情注意事项。 1948年12月的一天，胡其芬突然捂着胸口倒在地上，看守慌忙叫来刘石人。 他赶到女牢时，胡其芬已经被抬到门板上，脸色苍白得像纸一样。 趁着听诊的机会，她用微弱的声音在他耳边说“有紧急情况”，然后悄悄把一个更小的纸团塞进他袖口。 这次的纸条上写着叛徒李文祥供出党组织名单的消息，要求立刻传递出去。 很显然，这个任务比上次危险得多，一旦被发现就是掉脑袋的事。 刘石人把纸条藏在听诊器的胶皮管里，走出女牢时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 他知道这个情报关系到多少人的性命，在药房配药时手都在发抖。 本来想找个稳妥的机会再传递，可想到狱中同志可能面临的危险，他还是决定冒险。 第二天以采购药品为由出了监狱，在约定的茶馆把情报交给了地下党联络员。 回来的路上，他感觉每个擦肩而过的人都像是特务，这种提心吊胆的滋味怕是最有体会。 从那以后，刘石人成了狱中地下党的“秘密信使”。 他用“心脏病需静养”表示情况紧急，用“血压稳定”说明一切安好，这些只有他和胡其芬才懂的暗号成了黑暗中的明灯。 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一个国民党军医会和共产党囚犯站在一边，可看着那些为理想奋不顾身的年轻人，他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 1949年11月，听说要对囚犯进行集体屠杀，他借着外出取药的机会再也没有回来，躲在乡下直到重庆解放。 重庆解放后，刘石人主动向政府说明了情况。 渣滓洞幸存的革命者像罗广斌等人都为他作证，证明他多次冒险传递情报、帮助同志。 无奈之下，政府经过审查后对他宽大处理，安排到西南大学从事医学相关工作。 如此看来，那段特殊的经历虽然让他饱受煎熬，却也让他找到了人生的真正价值。 刘石人在西南大学一直工作到退休，1980年去世时，抽屉里还放着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是胡其芬当年写的“要勇敢，千万别害怕”。 这些年来，他很少跟人提起渣滓洞的往事，可每当看到这张纸条，就会想起那个在黑暗中依然保持微笑的女共产党员。 毫无疑问，胡其芬们用生命诠释了信仰的力量，而他只是做了一个医生该做的事，救死扶伤，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 如今渣滓洞监狱旧址成了红色教育基地，女牢门口的展板上记载着胡其芬烈士的事迹，旁边也提到了那位不知名的狱医。 或许很少有人知道刘石人的名字，但他在那个黑暗年代里坚守的良知，和革命者们的信仰一样，都是照亮历史的微光。 如此看来，英雄未必都是轰轰烈烈的，那些在关键时刻选择站在正义一边的普通人，同样值得我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