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八次国葬： 第一次，1976年，周总理，享年78岁！ 第二次，1976年，朱德总司令，享年90岁！ 第三次，1976年，毛主席，享年83岁！ 第四次，1981年，宋庆龄先生，享年88岁！ 第五次，1997年，小平同志，享年93岁！ 第六次，2006年，霍英东先生，享年84岁！ 第七次，2007年，庄世平先生，享年97岁。 第八次，2022年，江泽民同志，享年96岁！ 八次国葬，七位男性，只有这一场，是为一位女性而鸣钟。宋庆龄的国葬，注定不一样。 宋庆龄的一生，到这一刻被压缩成这样两样东西，被送回她出生的城市，也送回宋家早年买下的那块墓地。 墓穴不大，几平方米，安静得很，没有什么排场，却成了整片陵园里最让人绕不开的一处。 那年春天还在北京。 五月八日下午，她还是去了人民大会堂湖南厅。人坐在轮椅上，博士服披在肩头，脸色发白，眼神却亮。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要授她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持。 医生建议只做录音，她摇头，坚持亲临。轮椅推到麦克风前，她用外语讲了将近二十分钟，声音不高，节奏却稳。台下掌声响过好几次。 那天留下的照片，后来再看，大家都懂，那其实已经是她最后一次站在公众视野里。 回到驻地后，她再没有离开过二楼。 北京医院把监护仪、输液架、各种设备一件件搬上去，原本陈设简单的房间被机械和药瓶围满。 外头的大客厅却比从前更热闹，中央、人大、国务院派来的联络员轮值而来，记者、警卫交替守着，长沙发坐满了人，地毯上也坐着。 那段日子里，一件看似细碎却很关键的事情被提了出来，她的确切出生日期始终说法不一，没有她亲手确认的版本。英文秘书只记得，她说过和毛主席年纪相近，再细问就笑而不答。 最后托人查到美国学校的学生档案，一八九三年一月二十七日，这个日子才正式定下。 病情走得很急。北京医院的专家、老中医轮番会诊，一位解放军军医专程来献血。 五月十四日晚她高烧不退，第二天早上稍微退下一点，王光美来到床前。 话绕到几十年前的一桩旧事。 一九五七年，她曾在上海提出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因各种考虑搁了下来。病床前再问，她轻轻点头。 值班电话被打到胡耀邦那边，当天下午，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通过了接收她为中共党员的决定。傍晚，中组部与全国人大负责人到床前宣布结果。明白规矩的人都清楚，这一步走完，许多事情便有了分量和依据。 第二天，她又多了一个身份。 五月十六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决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 从一九四九年前留在上海面对险境，到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国家副主席，再到晚年几十年投身和平与儿童福利，这个称号像是在历史上补齐了最后一行落款。 随之而来的，是连续不断的病情公告。电台每天播报，报纸醒目刊出。 慰问信、补品、中药、各种偏方不断寄到驻地。六一临近，许多孩子寄来红领巾和画满太阳的小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祝愿。 五月二十九日上午，病情通报中出现了“病危”二字。 晚上，小会客厅的电视还亮着，楼上的警铃突然响起，那是床头按钮直接连着的。 冲上二楼时，医生已经围在床前。 主管治疗的吴蔚然站在床脚，看完仪器，又看了一眼病人，缓缓说不必再抢救了，问床头闹钟准不准。得到肯定答复后，他让人把指针拨停在二十点十八分，这个时间被记录下来，也被写进之后所有正式文件。 遗体被移到一楼小会客厅，布置成告别的场所。 中央领导陆续到来，鞠躬、停步、离开。最初的秩序有些杂乱，电视工作者提出按顺序重走一遍，大家便照做了。 灯光、花圈、白布与快门声交织在一起，构成那几年少有的一次公开送别。 六月三日，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下半旗，娱乐活动一律暂停。 主席台正中悬挂着宋庆龄的遗像，前方摆放着覆盖党旗的骨灰盒。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说她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战士，也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又提到一九四一年她到重庆，与马海德、史沫特莱、斯诺、艾黎等国际友人一起为中国抗战奔走。 会场里不少老人听到这些名字，轻轻点头，像是勾起了很远的记忆。 六月四日，国葬转到上海。 北京西郊机场，邓小平、李先念、彭真站在跑道边送行，护送骨灰返沪的，是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陈慕华，还有从上海赶来迎灵的胡立教。 专机落在虹桥后，车队径直驶向西郊万国公墓。 宋家早年买下八穴墓地，本就为一家人留好了归宿。宋庆龄生前说过，上海是出生地，是她从事事业时间最长的地方，孙中山的故居也在那里，父母也在那里，总归要回来。 车子缓缓驶进陵园时，战士抱着骨灰盒走上石阶，石缝中冒出细小青草。 礼毕，骨灰和那袋金属残件一同安放入穴，大理石板合上，红旗收起，风从树隙间吹过，掠过新刻的名字，也掠过旁边被岁月磨淡的旧碑。 送行的人陆续离开时回头看了一眼，半旗缓缓升起又落下，绳索还在微微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