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炎为何要选择司马衷做继承人？ 当这位开国皇帝在泰始三年（267年）正式册立次子司马衷为太子时，朝堂内外的忧虑几乎凝成实质——时年八岁的太子连稻麦不分，《晋书》记载他曾指着蛤蟆问"此鸣者为官乎，私乎"，其"不慧"之名朝野皆知。 但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冰冷的现实：在司马炎二十六子中，真正活到成年的仅有十四人，而嫡子序列里，长子司马轨两岁夭折，次子司马衷成为事实上的嫡长子。 这不得不提到西晋皇室的血色诅咒。司马炎与表妹杨艳的婚姻，让近亲通婚的恶果在子嗣身上集中爆发。 十二位皇子夭折，其中杨艳所生的嫡子除了司马衷，三子司马柬虽活到三十岁，却因体弱多病难以担当大任。 当司马炎在太康年间抱着聪慧的皇孙司马遹（司马衷之子）感叹"此儿当兴吾家"时，他看到的不仅是隔代的希望，更是维系嫡统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讲究"立嫡以长不以贤"的西晋宗法制下，废黜司马衷意味着否定杨艳一脉的正统性，而杨艳临终前"恐太子不堪奉大统，愿陛下思之"的劝谏，反而激起了司马炎对发妻的愧疚。 这位在泰始十年病逝的皇后，临终前哀求皇帝娶自己的堂妹杨芷为继后，本质上是为司马衷的储位上双重保险。 司马炎晚年最属意的其实是弟弟司马攸，这位"清和平允，亲贤好施"的齐王在朝野素有威望，《晋书》记载司马昭临终前曾想传位给他，只因重臣何曾以"中抚军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力谏才作罢。 但当司马攸在太康三年被要求就藩时，洛阳百姓"流涕惜别"的场景，让司马炎意识到：若立司马攸，等于承认司马昭一脉的继承权输给了司马师一系，这将动摇整个西晋皇权的合法性根基。 他宁可听信荀勖"太子仁厚，天下归心"的谎言，也要维护"父死子继"的宗法红线——毕竟，司马攸的贤能恰恰证明了司马衷的不堪，而这种对比只会加剧宗室对皇权的觊觎。 分封制的布局在此刻露出残酷的真相。司马炎在咸宁三年大封二十七王，将成年皇子尽数外派，表面是"以亲屏周"，实则是为司马衷清除潜在威胁。 楚王司马玮、淮南王司马允等皇子虽握重兵，却被刻意分散在边疆，洛阳中枢留给司马衷的辅政班底，是外戚杨骏与宗室元老司马亮的平衡——前者是杨芷的父亲，代表皇后一脉的利益。 后者是司马懿第四子，象征宗室的妥协。这种"弱中央、强藩屏"的设计，本质上是司马炎为愚弱太子量身定制的保护网。 即便司马衷无法理政，有能力的兄弟在外戍边，忠诚的外戚在内掌权，辅以宗室元老的制衡，或许能维持表面的稳定。 但他低估了人性的贪婪。当司马攸在太康四年被逼死时，史书留下"攸知不得辞，愤慨发病"的记载，这位被比作"周公"的贤王，临终前"素持容仪，疾虽困，尚自整厉"的尊严，恰恰映照出司马炎的恐惧。 他害怕司马攸的威望会让司马衷的皇位沦为摆设，更害怕"兄终弟及"的先例一开，西晋将重蹈曹魏兄弟相残的覆辙。 这种恐惧让他在太康十年做出最后布局：让杨骏总揽朝政，命司马柬、司马玮等皇子领兵出镇，甚至默许贾南风的外戚势力崛起，试图用多方掣肘弥补太子的无能。 直到太熙元年临终前，司马炎才在病榻上意识到自己的失误——他试图用分封制构建的权力平衡，实则是给诸王的野心喂下毒药；他寄望的"贤孙"司马遹，最终死于贾南风的毒手；而他最担心的"兄终弟及"，恰恰以八王之乱的血腥方式上演。 但在那个瞬间，这位六十五岁的皇帝只能抓住杨骏的手呢喃"好好辅佐陛下"，因为他早已没有退路。 在嫡子凋零、宗室环伺的西晋初年，选择司马衷不是选择题，而是一道必须用鲜血书写的生存题，只是答案揭晓时，整个王朝已成为陪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