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军统女特务冒死救下一名地下党。11年后，这名女特务被我党抓获，她说：“找到当年的地下党，他可以替我证明！”   1983 年昭化中学课堂上，69 岁的王化琴用流利英语讲课，学生不知她曾是军统译电员。 更没人知道，43 年前她曾冒死从军统眼皮底下，救下一位地下党，改变两人命运。   她的潜伏从进入军统那天就开始了，不是为哪方，只为守住心里的家国底线。   1937 年从早稻田大学回国时，她带着四国语言的本事，本想投笔从戎，却被军统选中。   面试时，考官问她为何愿做译电工作，她答 “能破译日军密码，也算抗日”，眼神没半点闪躲。   分到译电科后，她发现这里不仅译日军情报，还偷偷截获进步组织的消息，心里渐渐有了主意。   每次译完日军密码，她会故意在报表边缘画个微小的三角符号，那是给地下交通员的信号。   交通员是个卖烟的老汉，每天路过军统门口，看到三角就知道有新情报要传递。   她不敢多传，只捡关键的日军动向译，比如某次运输粮草的路线，帮游击队打了场胜仗。   1940 年那个下午，她译完一份日军调令，刚画好三角，一份新情报就递到了手里。   展开一看，“康乃尔” 三个字让她指尖发颤，这人她熟，小时候总带着她爬树摘桃。   情报说康乃尔要在茶馆开秘密会，军统已安排人埋伏，她盯着纸上的时间，心沉了下去。   会议期间所有人不能离开，她看着墙上的钟，突然抓起桌上的钢笔，狠狠扎向自己的手。   鲜血渗出来，她捂着手喊 “不小心扎到了”，同事赶紧扶她去医务室，没人怀疑。   到了医务室，她趁护士拿纱布的间隙，翻窗跑了出去，鞋都跑掉了一只也没回头。   街上人多，她混在人群里往茶馆赶，远远看到几个穿短打的人在茶馆门口转悠，是特务。   她顺手抄起路边摊上的蓝布头巾，裹住头，装作找丈夫的妇人，慢慢走进茶馆。   二楼靠窗的桌前，康乃尔正和人说话，她走过去，故意把茶杯碰倒在他裤子上。   “对不住对不住，我帮您擦擦。” 她蹲下来擦，小声说 “快走，后门”，声音轻得像风。   康乃尔愣了一下，随即起身说 “去趟厕所”，往后门走，她则坐在原位收拾茶杯。   没几分钟，特务就冲了进来，翻遍茶馆也没找到人，把她带去了军统局。   审讯时，她只说去茶馆找人，不知道什么秘密会议，手上的伤成了最好的借口。   负责审她的正是当年招她进军统的专员，看着她手上的伤，又想起王家在当地的声望，没再深问。   最后给了她关六个月禁闭的处分，还把她调去了广元邮电检查所，远离了译电科。   到了广元，她没再传过情报，但每次检查邮件，看到进步刊物，都会悄悄放行。   1946 年抗战胜利，她递了辞职信，去泸州中学当老师，想彻底告别过去。   在学校，她认识了校长陆长明，两人都喜欢读书，慢慢走到了一起，婚后日子很平静。   她把译电时的细心用到教学上，学生的作业她都逐字批改，还帮贫困学生垫付学费。   1951 年，清查工作开始，有人举报她曾是军统的人，她被带走时，只带了一本英语词典。   在监狱里，她没提传情报的事，只说救过康乃尔，可没人信，直到那封信来。   康乃尔那时已是青年团西南工委书记，听说她被捕，立刻写信证明当年的事，还提到了她手上的伤。   工作人员去查军统档案，果然有她因 “失职” 被关禁闭的记录，还有她译日军密码的功劳。   她被释放那天，康乃尔来接她，递给她一本新的英语词典，说 “以后好好教书”。   后来她去了昭化中学教书，1983 年学校缺英语老师，她又回到了讲台，那时她已 69 岁。   课堂上，她会给学生讲抗战时的故事，告诉他们要好好读书，才能报效国家。   1985 年 3 月 16 日，她在家中去世，桌上还放着没批改完的作业，和那本康乃尔送的词典。   她的一生，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关键时刻守住了善良，守住了家国大义。   如今，知道她故事的人不多，但她教过的学生，还会偶尔提起那个手有伤疤、英语极好的王老师。   信息来源：（人民网——冒死营救秘密共产党人的军统女特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