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10日晚，东北军元老杨宇霆和常荫槐二人双双被处决，但让人想不到的是，张学良晚年却揭秘，自己当时只想杀常荫槐，之所以没有放过杨宇霆，和妻子于凤至有莫大的关系。 故事的起因要追溯到杨宇霆与张学良的复杂关系。杨宇霆，曾是张作霖的重要智囊，深得张作霖的信任。张作霖死后，杨宇霆认为自己能够稳固东北的权力，但他显然低估了年轻的张学良的决心与手段。 杨宇霆不仅在私人场合公开质疑张学良的领导能力，还在张学良面前多次表现出傲慢无礼的态度。一次，他直言不讳地说：“小六子难堪大任”，暗示张学良不过是个傀儡。张学良一直忍气吞声，但这一切的积怨为后来发生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1929年元旦，杨宇霆母亲的寿宴成为了冲突的导火线。张学良和妻子于凤至参加了寿宴，尽管张学良是东北的实际掌控者，宴会中的气氛却让他感到自己的尴尬地位。杨宇霆进场时，所有宾客纷纷起立，显得他才是宴会的中心。 张学良对此心生不满，回到帅府后，于凤至愤怒地指出：“杨宇霆才是东北的真正主人，他眼里已经没有你了。”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张学良，让他对杨宇霆产生了杀意。 然而，张学良并未立即行动。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与常荫槐再次到访张学良的帅府，要求签署一份文件，计划设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任命常荫槐为督办。 这一要求，显然是在挑战张学良的权威。张学良愤怒至极，然而他心里依然犹豫，毕竟杨宇霆曾为东北立下赫赫战功。就在这时，张学良采取了一个决定命运的行动——抛掷银元。 张学良在回忆这一事件时提到，自己并不迷信，但那晚他投掷了三次银元，结果每次都落在反面。这使他对命运的不可预知产生了某种无可奈何的信念。就在晚饭后，杨宇霆和常荫槐再度来到了张学良面前，准备提交文件。此时，张学良已作出决定，立即让高纪毅带领卫队，按照命令将杨宇霆和常荫槐处决。两人瞬间被押入审讯室，随即被处决。 张学良的心情并未因此得到安慰。虽然他成功地树立了权威，但杀戮并未带来想象中的解脱，反而让他陷入了深刻的思考。他开始反省，是否这个决定过于草率，是否杨宇霆还可以成为更好的支持者，而非敌人。 张学良的生平充满了复杂性与矛盾。作为“少帅”，他继承了父亲张作霖的东北政权，早期的他凭借军事与政治手段稳住了局势。然而，随着日本侵略的步伐加快，张学良的政治生涯逐渐走向困境。在九一八事变后，他被日军软禁，失去了东北的控制权。 尽管如此，张学良的性格中既有果断的一面，也有许多后悔与反思。他晚年回忆自己杀杨宇霆时，表示深感后悔。 总的来说，杨宇霆与常荫槐之死，揭示了张学良在权力斗争中的复杂抉择，也折射出个人情感在政治决策中的影响。 这场悲剧不仅改变了东北的政治格局，也为张学良的历史形象增添了更多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