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台北的一间老房子里，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太太安静地走了。她走的时候很安静，没有惊动太多人，身边只有几件旧物：一条泛黄的白披风，还有一摞写得密密麻麻的手稿。街坊邻居只知道她是个从大陆来的“李老太太”，性子孤僻，不爱说话，谁也不知道她年轻时经历过什么风浪。 她叫李丽。 时间倒回四十多年前，1955年的香港码头。一个穿着素色旗袍的女人，拎着一只旧皮箱，孤零零地上了去台湾的船。她身后，是沸腾的大陆，是吵吵嚷嚷的“汉奸”骂名，是没人能懂的半生委屈。她不辩解，只是把头埋得很低，任海风吹乱了头发。 再往前推，1945年，抗战胜利的鞭炮响彻上海。人们涌上街头，又唱又跳，庆祝终于把小鬼子赶跑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一帮接收大员却冲进她的公寓，二话不说，把她铐走了。罪名是：通敌卖国，汉奸罪。他们拿出一堆照片，全是她和日本军官谈笑风生的合影。她看着那些照片，什么也没说。 为什么不说？为什么连一句辩解都没有？这得从更早的时候说起。 1938年，重庆郊外的一间秘密小屋里，一个女人正在接受一场特殊的“考试”。教官问：“如果被发现了，怎么办？”女人面不改色地拿起桌上的氰化物胶囊，比了个吞服的手势。教官点点头，这个人，就是李丽。 那时候，淞沪会战刚打完，上海沦陷。表面上，百乐门的舞会还在开，爵士乐照放，李丽依然是那个风光无限的“上海舞后”，开着红色敞篷车，周旋在达官贵人之间。可没人知道，她已经悄悄接下了一个九死一生的任务——“风月上海”计划。 说白了，就是用自己的身体和美貌，当一把插进敌人心脏的刀。 她要对付的，可不是什么小角色。松井石根、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还有那个臭名昭著的川岛芳子，都是她的“座上宾”。她陪他们喝酒，陪他们跳舞，甚至陪他们上床。在那些醉生梦死的夜晚，她用眼角的余光扫过桌上的军事地图，用指尖偷偷摩挲文件上的字迹，再用特制的密写药水，把情报写在手帕的花边上，或者藏在首饰盒的夹层里。 你想啊，一个女人，要多大的定力，才能在枕边人是杀我同胞的刽子手时，还能强装笑脸，温言软语？她不是不恨，是把这份恨，深深地压在了心底。 1940年，机会来了。日军华南派遣军总司令松井中将，邀请梅兰芳的剧团去广州演出，李丽的名字也在邀请之列。她知道，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到了广州，她住进了松井的官邸。演出后的宴会上，松井喝得酩酊大醉，拉着她回了房间。 等他一睡死，李丽立刻翻身起来，轻手轻脚地翻他的文件。一份关于日军运兵船集结地点的绝密情报，被她死死地记在了脑子里。第二天一早，情报就通过秘密渠道传了出去。 十天后，中国海军联合盟军，在预定海域伏击了那支日军舰队。十多艘运兵船被击沉，上千名日军葬身鱼腹。这一仗，打得漂亮！而这一切，都源于那个女人在敌人枕边冒死记下的几个坐标。 这样的事，她干过不止一次。她从川岛芳子的茶会上，用碰掉手镯的“意外”，记下了“华北特别物资清单”；她在冈村宁次的晚宴后，假装寻找耳环，偷听到了沪郊碉堡的施工密码。她送出的情报，直接导致了日军“清乡”计划的破产。 可外界呢？骂声一片。报纸上，她是“汉奸李丽，与敌酋共舞”；她家门口，被人泼过墨，扔过臭鸡蛋。她养母从北平寄来信，说邻居们都骂她是“东洋婊子”，让她无地自容。她把这些信，一张张塞进壁炉，烧成灰烬，然后对着镜子，把口红涂得更红。 她不是不委屈，是不能说，也不敢说。她的身份，只有军统内部极少数人知道。她像一个“幽灵”，在黑暗中独自战斗。戴笠给她的评价是：“此女之功，胜千军万马。”可这句评价，她活着的时候，从来没对外人提起过。 抗战胜利了，本以为苦尽甘来，没想到，更大的屈辱还在后面。她被当成汉奸抓起来，关了半个月。审讯室里，接收大员指着她的鼻子骂。她沉默了很久，最后，从内衣里取出一枚刻着“忠贞”二字的银哨——这是戴笠给她的唯一信物。 当那份她送出的、导致日军运兵船被击沉的详细情报副本，被摆在审讯官面前时，那些骂她的人，才哑口无言。 后来，她被还了清白，甚至还被授予了“忠贞勋章”，挂了个少将顾问的虚衔。可那又怎么样呢？名声坏了，就再也洗不白了。她知道，在大多数人眼里，她永远都是那个“陪睡日本军官的汉奸女人”。 所以，她选择了离开。去了香港，又去了台湾，从此深居简出，像一滴水融入了大海，再也没有掀起波澜。 直到2010年，她去世多年后，她的儿子才把她那本尘封已久的回忆录《误我风月三十年》整理出版。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有这样一个女人，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个国家，流干了最后一滴血。 现在的百乐门，早就不是当年的模样了。可每次路过那栋老楼，仿佛还能看见，一个穿着火红旗袍的女人，在五光十色的灯光下翩翩起舞。她的眼里，或许有泪，但她的笑容，一定比谁都亮。 这样的女人，该不该被我们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