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7年，宰相崔群被罢官，妻子劝他买点地，给子孙留下家业。崔群说：“已有30所好庄田，遍布全国各地。”妻子不解，崔群又说：“我主持科举，录取了30人。” 长安城西的崔府门前，车马稀落。 刚被罢去宰相之职的崔群蹲在台阶上，看着妻子王氏捧着算盘直叹气：“夫君，该置些庄田了，给子孙留条退路。” 崔群头也不抬，翻着案头新得的诗集轻笑：“我早有三十所好庄田，遍在天下。” 王氏愣住：“你何时买的田产？我怎不知？” 崔群合上书：“前年主持科举，录取的三十人，不就是最好的庄田？” 这话听着荒唐，却在唐代官场算半句实话。 崔群的故事，要从唐朝科举的“初心”说起。 自魏晋“九品中正制”烂透，世家大族垄断仕途，“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荒诞持续了近三百年。 到隋唐，科举制横空出世，皇帝亲手夺回了“定人才”的权柄。 考试成绩说话，寒门子弟也能登堂入室。 崔群便是这制度的受益者。 他自幼聪慧，二十岁中进士，凭着“会来事”又“办事公道”，一路做到翰林学士、礼部侍郎，专管科举选才。 唐宪宗继位后，他更被拔为宰相，成了皇帝跟前的红人。 可权力的滋味，从来掺着苦。 宪宗为打藩镇，想拉拢边将皇甫镈，想封他为相。 崔群却跳出来反对：“皇甫镈只会阿谀，当年姚崇、张九龄辅佐明君，李林甫、杨国忠却毁了天下。宰相之位，关乎国运，不能随便给佞人！” 这话戳中了皇甫镈的痛处。 两人从此势同水火。 皇甫镈在宪宗耳边吹阴风：“崔群自恃选才公正，实则把科举当私门生意。” 皇帝本就因用兵需要皇甫镈的财力支持，听多了谗言，动了罢相的心思。 817年，崔群被贬为湖南观察使，从权力中心跌到了江湖之远。 崔群被贬，妻子劝他置田产，他却拿录取的三十名门生当“庄田”。 这不是疯话，是唐代科举的潜规则。 科举考试，表面是皇帝选才，实则考官才是关键。 出题、阅卷、定名次，全由主考官说了算。 考生中举后，按惯例要拜主考官为“座主”，自称“门生”。 这层关系，成了官场的隐形纽带，座主要提携门生，门生需报效座主。 白居易晚年写过一首《重题》，最后四句道尽心酸。 “胸中壮气犹须遣，身外浮荣何足论。还有一条遗恨事，高家门馆未酬恩。” 这里的“高家门馆”，正是录取他的座主高郢。 离科举三四十年，他仍记挂着报恩。 可见这层关系，比官位更重。 崔群主持科举那年，录取的三十人，日后个个成了朝堂新贵。 他们记着崔群是“座主”，自然会提携他。 妻子要的田产，哪有门生的照拂实在？ 但这“座主门生”的游戏，皇帝看得明白，考官收了门生，等于在朝堂养了私党。 世家大族刚被打压，考官又成了新的“门口野兽”。 更糟的是，门生们抱团取暖，渐渐成了“朋党”，同进同退，威胁皇权。 如何切断考官与考生的利益链？ 宋太祖赵匡胤想出了一套“组合拳”。 首先是“殿试”。 从前科举由礼部主持，考生拜主考官为座主。 现在皇帝亲自在金銮殿出题、阅卷、定名次，中进士的全成了“天子门生”。 恩师是皇帝，谁还敢攀附考官？ 其次是“锁院”。 主考官接到任命，立刻被“关”进贡院，没放榜前不准出门。 再是“糊名”与“誊录”。 考生名字被封在卷首，考官看不到姓名。 誊录官再把试卷重抄一遍，连笔迹都辨不出。 考官成了“阅卷机器”，只能按文章好坏打分。 这套组合拳，把科举的“人治”因素压缩到了极致。 从此，考生拼的是学问，考官只管阅卷，皇帝稳坐幕后掌控一切。 制度变了，风气也变了。 宋代的考生不再把考官当“再生父母”，反而以“天子门生”自居。 崔群的“三十所庄田”，与宋太祖的“殿试锁院”，像两面镜子，照见了科举制度最本质的进化。 从“人治选才”到“制度选才”。 唐代科举的问题，不在考试本身，而在权力缺乏约束。 这种智慧，至今还在影响我们。 现在的考试，密封线、阅卷双盲、电子阅卷……哪一条不是从“糊名”“誊录”来的？ 考试的核心，从来不是难倒考生，而是让努力的人不被辜负，让公平看得见。 崔群被贬湖南后，再没回过长安。 他的“三十所庄田”，终究没护住家族。 后来门生们或贬或死，崔家也渐渐败落。 反倒是宋代以后，“天子门生”成了士人的骄傲，科举真正成了寒门上升的通道。 再好的制度，也需要约束权力的漏洞，再公平的规则，也要靠技术手段兜底。 毕竟，公平二字，从来不是靠口号，而是靠一步步的改进。 主要信源：（手机凤凰网——领导干部莫存“崔氏庄田”之念_凤凰网资讯_凤凰网 神州学人网——中国古代反科举舞弊的对策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