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发明的一条毒计，1400年后吴三桂用了一次，差点灭了清朝 康熙十七年（1678年），衡州城的秋风吹得吴三桂的龙袍猎猎作响。这位年近七旬的“大周皇帝”盯着地图上蜿蜒的长江防线，突然想起十四年前在云南王府读到的《三国志》——诸葛亮五丈原那盏被魏延踢翻的七星灯。此刻他终于明白，老狐狸的毒计从来不是兵法，而是赌徒的心理战。 诸葛亮的毒计藏在木牛流马的机关里。史载建兴九年北伐，蜀军粮道被司马懿截断，木牛流马却突然“自爆”：暗格中飞出涂毒的虺蛇，车厢缝隙渗出巴蜀蛊虫。 魏军前锋五千人被咬得哭爹喊娘，营中爆发怪病，连司马懿的帅旗都差点被蛊虫蛀穿。这招“粮草变生化武器”的阴招，实则是诸葛亮算准了人性——曹军贪粮，必然迫不及待查验缴获的粮草车，却不知机关专为“贪心者”设计。野史记载，此战让魏军三个月不敢追击，蜀军从容撤退二十里。 吴三桂学得最像的，是诸葛亮的“阳谋式陷阱”。康熙十二年（1673年），他故意狮子大开口索要一亿两撤藩费，想学诸葛亮用木牛流马的毒计倒逼朝廷。 谁料康熙身边的周培公更绝，直接下诏“全部照付”，把皮球踢回给吴三桂：领钱就必须撤藩，不领就是抗旨。这招“反客为主”让吴三桂骑虎难下，最终只能仓促起兵，错失道义制高点。 但吴三桂毕竟读过《出师表》，三年后在湖南战场故伎重施——他让部将王屏藩在陕西佯攻，自己在长江边屯兵三十万，摆出“木牛流马”的架势，实则等清军主力被吸引后，派精锐绕道江西走海路直扑北京。 这招复刻的正是诸葛亮七星灯的精髓：表面虚张声势（点49盏灯续命），实则暗度陈仓（让姜维布伏兵）。吴三桂算准了康熙的七寸——八旗精锐全在长江沿线，北京只剩老弱病残。据《清实录》记载，当时京城守军不足八万，其中半数是入关时的老兵。 若吴三桂采纳刘玄初的计策，五万骑兵从浙江上船，十四天就能抵达天津卫。更狠的是，他效仿诸葛亮在木牛流马藏毒的手法，命人在运粮船底暗置“火油柜”，计划登陆后火烧通州粮仓——这招若成，京城百万石粮草化为灰烬，清军军心必乱。 可惜吴三桂终究不是诸葛亮。五丈原的七星灯，诸葛亮算准了魏延会闯帐——那个被压制多年的猛将，果然在第七天踢翻主灯，暴露了投魏的野心。 吴三桂却没算到自己的“魏延”：他最信任的女婿夏国相，暗中与清廷密谈，把海路奇袭的计划泄露给了康熙。 更讽刺的是，吴三桂想学诸葛亮“以死诈敌”——在衡州称帝后故意散布病重消息，却忘了诸葛亮的七星灯有姜维死守，他的“诈死”却让部将们真以为大树将倒，军心散得比五丈原的灯火还快。 最致命的是钱粮算计。诸葛亮的木牛流马每辆能省五个民夫，吴三桂的海路奇袭却需要百万两白银——相当于清廷半年的关税。他屯兵湖南三年，耗空了云南的铜矿，最后连给士兵的军饷都换成了“大周通宝”的铅钱。 据《平吴录》记载，衡州城破时，清军在王府地窖发现发霉的账册，上面赫然记着：“借云南土司银三百万两，以黔西矿权抵押”。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玩法，比诸葛亮在汉中屯田差了十个木牛流马。 1678年秋，吴三桂临终前终于看懂了诸葛亮的毒计——所谓“七星灯续命”，从来不是为了活，而是为了死得有价值。诸葛亮用一盏灯骗得司马懿不敢追击，让蜀军全身而退；吴三桂却用称帝的龙袍当了裹尸布，让叛军树倒猢狲散。 十四年前他在云南王府拍案叫绝的“木牛流马藏毒计”，终究输给了自己的贪心和疑心。当康熙的骑兵踏破衡州城门时，城墙上还贴着吴三桂模仿诸葛亮《出师表》写的《讨清檄文》，墨迹未干，却已泛黄如五丈原的枯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