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杨森最漂亮的九姨太蔡文娜正要上床睡觉，突然发现20军军长夏炯出现了自己的卧室里。 1945年秋的重庆，刚过中秋还带着点潮热，杨森最宠的九姨太蔡文娜刚解下颈间的珍珠项链，卧室门突然“吱呀”开了——进来的不是晚归的丈夫，竟是20军军长夏炯，军装肩头还沾着点尘土！ 1941年她还是成都女子中学的学生，梳着麻花辫，成绩常年在班里前三，杨森去学校“视察”时一眼看中，托人带着厚礼上门说亲。那年她才18岁，父亲是普通教员，根本惹不起军阀，只能含泪点头。 而夏炯和杨森的关系，在川军圈子里几乎无人不晓。他是杨森的“嫡系中的嫡系”，从1920年代川军混战时期就跟着杨森，从排长一路升到20军军长，杨森后来当重庆卫戍司令，连家里老宅的安保都交给夏炯管，信任得近乎托底。 蔡文娜当时吓得往后缩了缩，手里的珍珠项链“啪嗒”掉在梳妆台上，珐琅胭脂盒被带倒，红色的胭脂粉洒了一点在真丝睡衣下摆。她盯着夏炯腰间的佩枪，声音发颤：“夏军长…您怎么会进来？门房没通报啊。” 夏炯没再往前走，就站在离床三步远的地方，反手轻轻带上房门，避免走廊的灯光照进来。他手里攥着张折叠的纸，指节因为用力有点发白，语气放得极缓：“九姨太，我从侧门绕进来的，没惊动任何人，您先看看这个。” 蔡文娜迟疑着走过去，指尖碰到那张纸时还带着点凉。展开一看，是钢笔写的“离婚申请书”，开头清清楚楚写着“申请人：蔡文娜，被申请人：杨森”，后面还简单写了“双方无感情基础，婚后生活失和，请求解除婚姻关系”。 她猛地抬头看向夏炯，眼圈一下就红了：“夏军长，您真的帮我办了？我上月托老家表哥带的话，还怕您没收到，或者…怕您觉得这事太冒险。” 熟悉杨森脾气的人都清楚，他对家里的姨太管得有多狠。前年七姨太因为受不了他动辄打骂，偷偷跑回贵州娘家，没出三天就被杨森派去的人抓回来，当场打断了左腿，关在老宅的阁楼里，连下人都不敢靠近——蔡文娜哪敢当面提离婚？ 夏炯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掏出烟盒，又想起这是女眷卧室，捏着烟盒的手顿了顿又塞回去：“您表哥把话带到了，我知道您怕。其实我跟您父亲认识，二十年前我在成都读书，交不起学费，是您父亲偷偷帮我垫了半年的钱，这份情我得还。” 蔡文娜这才想起，父亲生前常跟她提“当年有个穷学生，现在当了军官”，原来就是夏炯。她父亲去年冬天病逝，杨森以“军中有要务”为由，没让她回去奔丧，这事像根刺一直扎在她心里。 “可杨司令要是知道了…您不怕他撤您的职吗？”蔡文娜攥着申请书的手指泛白，她见过杨森因为一点小事就骂哭副官，要是知道自己的得力军长帮姨太拟离婚书，指不定会发多大的火。 夏炯靠在门框上，目光落在窗外的老槐树上，语气里带着点无奈：“我倒不怕他撤我的职，就是怕连累您。杨司令现在忙着跟南京那边走动，想趁抗战结束多要些兵权，家里的事没以前盯得紧，这才是唯一的机会。” 反观杨森其他的姨太，日子过得更不如蔡文娜。八姨太是1938年娶的，因为生不出孩子，去年跟杨森顶了句嘴，就被关在老宅的阁楼里，每天只给两顿稀饭，冬天连厚被子都没有，府里的下人没一个敢偷偷送东西。 那时候重庆城里的军阀，谁家没有三五个姨太？可这些姨太大多像笼里的鸟。蔡文娜去年去参加另一个军阀的寿宴，席间有个姨太偷偷拉着她的手说：“能穿暖吃饱就不错了，还敢想离婚？我们这种人，命早就不是自己的了。” 1945年抗战刚胜利，街头巷尾都在谈“和平建国”，可这些军阀后院里的女性，还困在封建婚姻的枷锁里。蔡文娜算是运气好的，至少有夏炯愿意帮她；更多姨太连跟人诉苦的勇气都没有，只能白天强装笑脸，晚上偷偷抹眼泪。 夏炯看蔡文娜盯着申请书没说话，又补了一句：“这申请书我只写了一份，您要是觉得不妥，我现在就烧了，以后再也不提这事；要是觉得行，我找机会跟杨森提，尽量帮您争取能带走自己的首饰和衣服。” 蔡文娜摸着申请书上的字迹，想起自己这四年的日子——表面上穿金戴银，出门有汽车接送，可每次跟朋友打电话都有下人在旁边听着，想读本新出的小说都要先问过杨森，这样的“好日子”，她早就过够了。 夏炯像是看穿了她的心思，又说：“九姨太，您今年才22岁，不能一辈子耗在这里。就算这次不成，我也会想办法帮您多争取点自由，总不能让您像其他姨太那样，熬到年纪大了就被忘在一边。” 说到底，旧时代的军阀姨太，再受宠也只是“私产”。杨森给蔡文娜买再多的珠宝，也没给过她一点自主权；而夏炯帮她拟离婚书，不是为了讨好谁，只是守住了心里的一点良知——没让权势压垮当年的恩情。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