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湖北周女士移植了自己7岁儿子的肾，最终重获新生，而她的儿子却离开了人世，儿子生前最后一句话：我是妈妈的男子汉，我死后让妈妈替我活着。 周璐，曾是当地纺织厂的一名普通女工，2012年之前，她的生活被平淡的幸福填满：每天下班推开家门，总能看到七岁的儿子陈孝天趴在书桌前写作业，听到开门声就像小炮弹一样扑过来，抱住她的腿雀跃地喊：“妈妈，今天我又得小红花了！” 可命运的暴风雨，总在猝不及防时降临。 一场常规体检，击碎了这份安稳，周璐被确诊为尿毒症。医生的话语冰冷而沉重：“只能靠透析维持生命，想活下去，唯一的希望是肾移植。” 透析的日子，像钝刀子割肉般难熬。 每周三次往返医院，针头扎进血管的刺痛尚可忍受，透析中浑身发冷、恶心呕吐的折磨却让人崩溃。更让周璐心如刀绞的，是丈夫陈先生的日渐憔悴：白天在工地扛钢筋，晚上还要跑代驾到凌晨，原本乌黑的头发大把脱落，眼角的皱纹也深了几分。 这个普通的家庭，瞬间被疾病拖入了困境。 或许是生活的苦难加速了成长，孝天仿佛一夜之间褪去了稚气。 以前总缠着要玩具的他，再也没提过任何要求，反而常常搬个小凳子，踮着脚尖给休息的母亲捶腿，小手捶得轻轻的，却带着十足的认真：“妈妈，我把零花钱都攒起来，给你看病。”那稚嫩的声音，成了周璐灰暗日子里最暖的光。 谁也没想到，命运会给出更残忍的重击。 2013年初，孝天开始频繁喊头痛，上课时常突然呕吐，小脸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周璐强撑着病体，带儿子去医院做检查。 CT结果出来后，医生把陈先生叫到办公室，声音压得极低：“孩子是恶性脑瘤，已经扩散了，最多还有半年时间。” 这句话像一道惊雷，炸得夫妻俩在医院走廊里浑身发抖，连哭都发不出声音。孝天不懂“恶性脑瘤”意味着什么，只看到父母红着眼圈，他拉着周璐的手，小心翼翼地问：“妈妈，我是不是得了很严重的病？ 是不是要花很多钱？”周璐把儿子紧紧抱在怀里，眼泪砸在他的头发上，喉咙像是被堵住，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也是在那天，孝天在病房外，无意间听到护士聊天：“他妈妈还在等肾源，要是找不到，可能也撑不了多久。”这句话，被小小的他记在了心里。 当晚，他偷偷拉着爸爸的衣角，小声说：“爸爸，我的肾能不能给妈妈？我想让妈妈活着。” 陈先生没敢把儿子的话告诉周璐，他太清楚，妻子宁可自己走，也绝不会动儿子的主意。 可孝天却不肯放弃，找了个机会，认真地对周璐说：“妈妈，医生说你的病要换肾，我去跟医生说，把我的肾给你好不好？我是男子汉，不怕疼。”周璐抱着儿子，哭得浑身发抖，哽咽着说：“傻孩子，你还小，妈妈不能要你的肾，妈妈只要你好好的。” 接下来的日子，孝天的病情越来越重。有一次化疗后，他虚弱地拉着周璐的手，眼神格外坚定：“妈妈，我要是走了，你一定要收下我的肾，替我好好活着，看我没看过的风景。” 夫妻俩在痛苦中挣扎了很久，一边是儿子仅剩的时光，一边是妻子活下去的希望。可看着孝天那双写满期盼的眼睛，他们知道，这是孩子最后的心愿。 去做配型的那天，孝天特意穿了一件新衣服，仰着小脸说：“要漂漂亮亮地跟妈妈做检查。”配型结果出来了—半相合，符合移植条件。 医生提醒：“孩子身体太弱，手术风险极大。”孝天却拉着医生的衣角，固执地说：“叔叔，我不怕风险，你一定要把我的肾治好妈妈。” 手术定在2014年5月。手术前一晚，孝天发了低烧，护士给他输液时，他一直紧紧攥着周璐的手，说话已经有些吃力，却还是断断续续地重复：“妈妈，我是你的男子汉……我死后，让妈妈替我活着。”这是七岁的陈孝天，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遗言。 那场手术，整整持续了八个小时。当医生告知陈先生“肾脏移植成功”时，另一个手术室内，孝天因脑瘤扩散和手术创伤，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周璐醒来后，得知儿子离去的消息，当场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她一遍遍抚摸着自己的腹部，那里跳动着儿子的肾脏，仿佛还能感受到孩子残留的温度。 康复后的周璐，把孝天的照片装在钱包里，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她和丈夫一起成立了“孝天爱心基金”，专门帮助那些像她一样需要肾移植、却无力承担费用的人。 她还常常去儿童病房，给患病的孩子讲故事，拿出孝天的照片，温柔地说：“这是我的儿子孝天，他特别勇敢，你们也要加油。” 这些年，周璐带着孝天的“愿望”走遍了各地：在公园放起孝天最爱的风筝，在动物园拍下大熊猫的照片，对着照片轻声呢喃：“孝天你看，这是你想看的风景。” 她常说：“我活着，就带着孝天的份一起活。他用生命给了我第二次机会，我得把这份爱传下去，让他的名字永远暖着别人。” 这份母子情，从来都不是单向的牺牲。 是孝天用七岁的生命，给了母亲活下去的希望；是周璐用往后余生，把这份沉甸甸的爱，变成了照亮他人的光。 信息来源：百度——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