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在中越战俘遣返仪式上，“叛变”军官汪斌拖着仅37公斤重的身体，颤颤巍巍地向我方走来。人群中突然响起咒骂声，他微微一震。事后，副师长握着他的手：“我相信你！” 没人知道，这些年的汪斌在越南战俘营里过的是什么日子。1984 年 4 月 28 日那天，老山战役刚打响，他所在的 2 连遭到越军炮火全覆盖。连长、副连长相继牺牲，指导员重伤，全连瞬间被打散。 作为战勤组负责人，他本可以带着人撤到安全地带，可听说副连长丛明的遗体还留在前方，当即带着两名战士冲了上去。 48 号高地附近的草丛里藏着越军的暗哨，枪声突然响起时，汪斌还没看清敌人在哪，身边的通信员和战士就倒在了血泊里。他自己腿上中了枪，刚想爬起来，就被冲上来的越军死死按住。被拖拽着往敌方阵地走时，他看见不远处 6 班长花国顺正举着枪，拼尽全身力气喊：“向我开枪！打死我！” 花国顺的手指在扳机上抖了半天，终究没能扣下去。就这迟疑的几秒，汪斌被越军拖进了密林，从此开始了近六年的地狱生活。 越军知道他是军官，一开始就没打算善待他。关他的牢房只有几平米，潮湿得能长出霉斑，每天给的食物还不够塞牙缝。 为了逼他 “认罪”，鞭子抽、辣椒水灌是常事，有时候还会把他绑在太阳底下暴晒一整天。他试过绝食抗议，饿到昏迷就被强行灌米汤。也曾用头撞墙自残，换来的是更凶狠的殴打。 后来越军换了招数，把他拉到河内广播电台。话筒架在面前，枪口顶在背后，逼着他说些违心的话。那些日子他整夜整夜睡不着，只要一闭眼，就想起牺牲的战友，想起出发前新婚妻子的笑脸。他知道自己说的每一个字都会伤害到祖国，可在那样的绝境里，他连死的权利都没有。 战俘营里的消息闭塞得很，有段时间他听说，我方这边已经传开了，说被俘的军官叛变投敌，还发表了反华演说，部队甚至派人要过来 “收拾” 他。 更离谱的传言说他已经自杀了，还有人说他是被我方特工锄奸干掉的。这些消息断断续续传到他耳朵里，他只能苦笑着摇摇头，继续在酷刑和羞辱里硬扛。 他不知道的是，国内的战友从来没真正放弃过他。师政治部王主任一开始确实传过他自杀的消息，后来才发现是道听途说。那些所谓的 “叛变” 传闻，大多是越军故意放出来的攻心伎俩。可普通民众不知道这些内情，只听说有个军官被俘后变节，自然骂声一片。 就在汪斌快要走到我方警戒线时，一个穿着校官制服的人快步迎了上来。是师里的副师长，当年汪斌还是新兵时，就是他带着训练的。副师长一把抓住他的手，那双手粗糙有力，瞬间稳住了汪斌颤抖的身体。 “我相信你。” 副师长的声音不高，却像惊雷一样炸在汪斌耳边。 这五个字刚落，汪斌积攒了六年的委屈突然崩了堤。他想说话，可喉咙里只能发出嘶哑的呜咽，最后憋出四个字：“我回来了。” 眼泪砸在副师长的手背上。 回国后的日子并没有立刻恢复平静，按照《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被俘后有疑似变节行为的人必须接受审查。组织上派了专人，一遍遍核实他被俘的经过，找当年的战友取证，甚至调阅了越军当年的广播录音和所谓的 “供词”。 花国顺专门赶来作证，把当时汪斌喊着让他开枪的细节说了一遍又一遍。 审查整整持续了两年多，这期间汪斌住在部队的临时宿舍里，每天早上还是习惯性地早起整理内务，只是动作慢了很多。他腿上的伤没好利索，走路还是一瘸一拐，体重慢慢恢复到了五十多公斤，但脸上的憔悴劲儿好久都没散去。 直到 1992 年冬天，审查结论终于下来了。总政批准的文件上写着：汪斌经审查无投敌叛国行为，恢复军籍和干部待遇。 1993 年，汪斌选择了转业，回了山东邹城老家，进了当地的电力系统工作。昔日的战场英雄没再提过那些年的遭遇，身边的同事只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却不知道他肩膀上的伤疤是怎么来的，更不知道他曾在异国他乡的战俘营里，用生命守住了军人的底线。 后来有人问起当年副师长为什么敢笃定他没叛变，那位老首长只说了一句话：“当年训练时，他连摔破点皮都要跟我汇报，这样的兵，骨头硬着呢。” 那些曾经咒骂过他的人，后来也慢慢知道了真相。没人再提 “叛徒” 这两个字，取而代之的是沉默和敬佩。 汪斌的故事就这样藏在了岁月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宣传，没有轰轰烈烈的表彰，可那些知道内情的人都记得，1990 年那个冷风萧瑟的上午，那个 37 公斤的身影，拖着一副被摧残的躯体，却带着一颗从未屈服的心，一步步走回了祖国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