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这个人的性格比较极端，这点在翁同龢的日记里有过记载。光绪和翁同龢聊天，每每聊

光绪这个人的性格比较极端，这点在翁同龢的日记里有过记载。光绪和翁同龢聊天，每每聊到鸦片战争的屈辱，光绪就非常生气。有时候光绪大哭，有时候会暴力毁坏身边的物品。   光绪不是一个理性冷静的政治操盘手。他的情绪常常走在理性前头，这一点在戊戌变法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他急于求变，希望通过维新让大清摆脱积弊，但他既没有政治经验，也缺乏有效的行动资源，身边既无强势的改革盟友，更无稳定的制度支持。   当他发现自己推动的变法一步步被慈禧架空、断裂时，他的情绪反复和心理崩溃也就不难理解了。   对很多人来说，光绪的“极端反应”像是一个情绪化的年轻人对理想破灭的反扑，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对现实无力改变的深度焦虑。   从制度层面来看，光绪的权力始终被慈禧所制约，他的皇位实质上更像是装饰品。虽然名义上是皇帝，但朝政大权长期掌握在慈禧手中，光绪需要经过太后批准才能决定大事。   这种局面下，他虽然有改革的热情，但没有实际的执行力。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想要推动变法，基本等于逆天而行。   情绪崩溃并不是软弱，而是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之后无处安放的愤懑与焦虑。他不是不知道如何控制情绪，而是知道即便再怎么控制也无法改变局势，于是干脆放弃隐藏，情绪就成了他最后的表达方式。   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从心理学角度去观察光绪的行为，或许能发现一些线索。他不是那种从小被放养、自由成长的人。   他的成长路径是高度受控的，童年时期就被慈禧钳制，接受的是一种非人的教育和生活方式。他没有正常的亲密关系，也没有自由选择的空间。   他对国家的认同感来自于书本和师长的灌输，而不是亲身经历，这种“纸上爱国”一旦遇到现实的冲击，很容易出现认知失调。   鸦片战争的屈辱不是他亲历的，但被反复灌输之后，他对这段历史的情绪反应远超常人，这种过度反应本身就说明他缺乏对现实政治的理性认知。   而翁同龢在光绪身边的角色，也很值得玩味。他既是帝师，又是朝臣，他对光绪是有期待的。他在日记中提到光绪的情绪失控，并没有流露出太多鄙夷，反而是种复杂的无奈。   他可能意识到，这个年轻皇帝确实有志向，但志向和能力之间的落差，如同千里马被困在槽栏中。   从某种程度上说，光绪的情绪失控，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整个清朝在鸦片战争之后就进入了一个自我怀疑和制度崩塌的阶段。   旧的思想还在苟延残喘，新的思想尚未扎根，制度混乱、官僚腐败、外敌环伺。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是一个情绪稳定的皇帝，也不一定能力挽狂澜，更何况是一个从小被控制、缺乏自我锻炼的年轻人。 而翁同龢的日记也好，其他朝臣的记载也罢，其实都在从不同角度为我们保留下了一个真实的光绪，一个并非高高在上、而是充满人性挣扎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