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被马家军残害后，红军师团级干部的遗体，排成一排，被捆了起来，放在墙边，即将被马匪送去邀功请赏。 高台烈士纪念馆的展柜前，一群中学生围着一块泛着冷光的 “镶银头骨碗” 静静伫立。 讲解员低沉的声音响起：“这是马家军当年用红军干部头骨制作的‘战利品’，碗沿的银边还刻着模糊的花纹，却永远洗不掉烈士的鲜血。” 玻璃展柜里，头骨碗旁摆放着一张泛黄的照片，1937 年 1 月，高台城墙下，9 具红军遗体被冻成冰雕，肢体僵硬却仍保持着战斗姿态。这两件展品，跨越近百年，诉说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马家军如此残忍处置烈士遗体，根源在于多重扭曲动因。作为依附国民党的西北封建军阀，其利益与红军土地革命理念完全对立，红军西进动摇其剥削秩序，令他们既恐又恨。 同时，马家军利用宗教极端思想裹挟部众，将红军视为 “入侵者”，妄图通过凌辱遗体摧毁红军精神象征，震慑民众与幸存战士，以巩固自身统治。 这种行径，是反动势力面对进步力量时的疯狂反扑。 1982 年，76 岁的李文英坐在自家炕头，给来访的党史研究者讲述当年的场景：“1937 年 1 月 20 日那天，天刚蒙蒙亮，就听见城东门‘轰隆’一声，马家军炸开了城墙。 我躲在自家地窖里，听见上面喊杀声、惨叫声混在一起，还有马匪的狂笑声。 后来我偷偷扒着地窖口看，看见董军长带着几个人在巷子里拼杀，他手里的大刀都砍卷了刃，最后被好几匹马匪围住……” 说到这里，老人抹了把眼泪，“城破后，马匪把烈士遗体拖到城墙下，往他们身上浇冷水，那天零下二十多度，没多久就冻成了冰疙瘩。 我看见杨克明主任的眼镜掉在地上，镜片碎了，他平时总戴着那副眼镜给战士们讲课，说要让大家都认清革命的路。” 董振堂生前，曾是红 5 军出了名的 “严将”。1936 年西路军西渡黄河后，部队补给困难，他带头把自己的战马杀了给战士们充饥，自己则和士兵一起步行。 有士兵私下抱怨弹药太少，他召集全军说：“咱们现在是困难，但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守住高台！这不仅是守一座城，更是守红军的信仰！” 他还常常给战士们讲自己的经历：早年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团长，因不满反动派的腐败，毅然率部起义参加红军。 在他的影响下，红 5 军将士士气高涨，哪怕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仍坚守高台 10 天 10 夜。 而杨克明则是战士们眼中的 “文化人”。他随身携带一个笔记本，上面记满了战士们的家庭情况和战斗事迹。 有一次，一个小战士想家哭了，他坐在小战士身边，掏出笔记本说：“你看，这上面写着你的名字，等革命胜利了，咱们一起回家看爹娘。” 城破前一天，他还在给伤员读报纸，说 “红军一定会回来的”。可谁也没想到，这句话成了他最后的遗言。 他的遗体被马匪拖行时，口袋里的笔记本掉在地上，被一位好心的百姓偷偷捡了起来，后来交给了人民政府，如今这本笔记本陈列在高台烈士纪念馆里，纸页上还留着血迹。 1957 年，高台县开始修建烈士陵园，当地百姓自发参与，有人捐出家里的木料，有人义务搬运砖石。 一位当年曾被迫去 “观看” 烈士遗体的老人，带着儿子一起去工地干活，他说：“当年我不敢反抗马匪，现在要为烈士做点事，让他们安息。” 1986 年，董振堂铜像在陵园落成，铜像高 3.5 米，董振堂手持望远镜，目光坚定地望向东方，那是红军长征来的方向。 铜像底座上刻着他的生平，其中 “1937 年 1 月 20 日，牺牲于甘肃高台” 这行字，被无数参观者用手摸得发亮。 2024 年清明，92 岁的西路军幸存者王定国的孙子，带着老人的遗愿来到高台烈士陵园。 他将老人临终前写的一封信放在董振堂铜像前，信里写道：“振堂同志，我们当年的目标实现了，国家富强了，百姓过上了好日子，你和战友们可以放心了。” 陵园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有穿着军装的军人，有戴着红领巾的学生，还有举着相机的摄影师。他们在烈士纪念碑前鞠躬、献花，在留言簿上写下对烈士的敬意。 如今，高台县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整齐的楼房、宽阔的街道、热闹的市场，处处都是生机盎然的景象。 但在高台烈士纪念馆里，每天都有参观者驻足在文物前，聆听那段历史。镶银头骨碗依旧静静陈列，董振堂的怀表指针永远停在 1937 年 1 月 20 日，杨克明的笔记本纸页泛黄却字迹清晰。 这些文物，连同陵园里的铜像、纪念碑，共同构成了一座精神丰碑，提醒着每一个中国人； 今天的和平幸福，是无数烈士用生命换来的，他们的名字或许不被所有人熟知，但他们的精神永远不会磨灭，永远活在中华民族的血脉里。 参考资料：《西路军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