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炳炎目睹了一名八路军士兵被一个不满五尺的日本兵一刺刀捅倒在地,不由地怒火中烧,当即冲了上去,挡在那名日本兵面前。 日本兵见来人右手臂袖管空空,左手执刀,不由地心生轻蔑之意,叫嚣着直奔贺炳炎,哪知,只一个照面,贺炳炎就将对方砍刀在地。 刀刃落地的脆响还没消散,贺炳炎已经跨步到倒地的八路军士兵身边。他左手紧握刀柄,指节因为用力泛白,空荡荡的右袖管随着动作轻轻晃动。 刚才那名日本兵脸上的轻蔑,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这种眼神,他太熟悉了。从1935年冬天失去右臂那天起,怀疑和轻视就没断过,可每一次,他都用手中的刀证明了自己。 那年在瓦屋塘的战斗里,炮弹碎片炸开时,贺炳炎只觉得右臂一阵剧痛,低头就看见鲜血混着碎骨涌出来。 卫生员把他绑在门板上,贺龙总指挥站在旁边攥紧了拳头。没有麻药,医生手里的木工锯“嘎吱嘎吱”响着,他把毛巾咬在嘴里,汗水顺着下巴滴在地上,汇成小小的水洼。 两个多小时的手术,他没哼一声,只是术后问贺龙的第一句话是:“我还能打仗吗?”贺龙捡起几块碎骨包在手帕里,说这是共产党人的骨头,比钢还硬。 躺在担架上的第六天,贺炳炎就挣扎着下来练习走路。他知道,战场不等人,敌人更不会因为他少了一只胳膊就手软。9岁在武当学的“玄虚刀法”本是靠右臂发力,现在得从头学起。 左手握刀不稳,他就把刀绑在手上练;劈砍角度不对,他就在树上画记号反复揣摩。伤口发炎流脓,他用盐水擦一擦继续练,直到左手挥刀的速度和力量,比从前用右手时还要狠。 此刻放倒日本兵的这一刀,正是他千百次练习的成果。看似简单的照面,藏着他对敌人步法的预判,对刀刃角度的把控,更藏着一股不服输的狠劲。 15岁参加红军时,他就敢抱着松树不肯松手,非要跟着贺龙走;17岁送信途中遇到几十个溃兵,他单枪匹马缴了对方的械,带着47个俘虏回营。 贺龙说他是“贺小龙”,战士们叫他“红军赵子龙”,这些称号不是凭空来的,是靠一次次冲锋拼出来的。 日本兵的尸体还在抽搐,贺炳炎已经转身观察战场局势。作为八路军120师716团的团长,他不能只逞匹夫之勇。雁门关伏击战的经验告诉他,对付这些装备精良的敌人,不仅要靠勇猛,更要靠战术。 刚才那名日本兵的刀法虽然凶狠,却暴露了侧身的破绽,这正是他苦练左手刀时专门针对的弱点。 远处的枪声渐渐稀疏,贺炳炎弯腰查看那名受伤的八路军士兵。 年轻人胸口的伤口还在流血,眼睛却紧紧盯着他空荡荡的右臂。贺炳炎摸出急救包,用牙齿咬开布带,左手熟练地包扎起来。 “别怕,”他的声音比平时沉了些,“当年我胳膊刚锯掉时,也以为再也拿不起刀了。” 战士的眼泪突然掉了下来。他听说过这位团长的故事,知道眼前这个人用木工锯截肢后只躺了六天,知道他带着部队在雁门关歼灭过五百多鬼子,知道日军私下里叫他“独臂刀王”。 这些传说此刻变成眼前的真实,比任何动员都更有力量。 贺炳炎拍了拍战士的肩膀,站起身来往阵地前沿走去。阳光照在他左侧的脸颊上,刀疤在皮肤下若隐若现。 从洪湖军校操着菜刀冲锋,到长征路上带着炊事员保卫指挥部,再到现在独臂指挥战斗,他身上的伤疤多了一道又一道,可冲锋的脚步从没停下过。毛泽东主席在延安见过他左手敬礼,特意说以后不用行军礼,可他自己从没放松过要求。 战场上的硝烟慢慢散去,贺炳炎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峦。他知道这场仗打完,还会有下一场,就像当年贺龙包起的那些碎骨,提醒着每一个人胜利来之不易。 独臂的不便时时都在,可比起牺牲的战友,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他摸了摸腰间的刀,刀柄被左手磨得光滑,这是他与命运较劲的证明,也是一名军人对信仰的坚守。 这种在绝境中迸发的力量,这种把伤痛化作利刃的坚韧,正是无数像贺炳炎这样的革命者最珍贵的品质。他们用血肉之躯诠释着什么叫共产党人的骨头,什么叫永不屈服的民族精神。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1951年,大汉奸刘雨田被枪毙时仍在喊:我这辈子为皇军效力,值了!刑场上的喊声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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