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裹小脚的她竟然在长征途中诞下了一个女婴，产后的恢复只能寄希望于草地上的嫩芽，谁能想到，这位历经磨难的母亲，最终竟活到了102岁。 陈琮英晚年整理旧物时，总会在木箱底层摸到一小包干枯的草芽。 草叶早已失去绿意，一捏就碎，却被她用油纸包了三层——这是1936年长征途中，她产后唯一能找到的“补养”，也是她从四川阿坝草原带到陕北，又从陕北带到北京的念想。 谁能想到，当年靠这捧草芽撑过产后难关的裹脚女人，后来竟能走过一个世纪，活到102岁。 1936年的阿坝草原，九月就冷得能哈出白气。 陈琮英跟着红二方面军走在烂泥地里，裹脚布被汗水浸得发硬，脚趾在里面蜷成一团，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更难的是，她的肚子已经挺得老高，怀里还抱着个装机要密码的木箱子，箱子边角磨得她肋骨生疼。 那天傍晚，队伍借住在藏民的两层阁楼，一楼圈着牛羊，膻味儿顺着木缝往上飘。 她想爬木梯上二楼歇脚，刚踩稳第三步，脚下一滑就摔了下去，肚子里突然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疼。 战友们慌了神，七手八脚把她扶到二楼，在地上铺了块油布——这就是临时的“产房”。 没有热水，没有剪刀，只有战友递来的一块干净布条。 随着一声微弱的啼哭，女儿降生了，任弼时蹲在旁边，用自己的军装外套裹住孩子，声音有些发颤：“就叫远征吧，纪念这段路。” 产后第二天，陈琮英连一口热粥都没喝上，孩子饿得直哭，她却没奶。 看着身边战友挖来的嫩草芽，她闭着眼塞进嘴里，涩味顺着喉咙往下滑，胃里一阵翻腾，却还是硬咽了下去——她知道，只有自己有力气，孩子才能活下去。 后来朱德总司令听说了这事，特意从自己的口粮里省出半条鱼，让炊事员熬成汤送过来。 汤里飘着几粒米，任弼时没舍得喝一口，全端给了她。 任弼时还学着用缝衣针弯成小鱼钩，每天行军结束就去河边钓鱼，哪怕只钓上两条指节大的小鱼，也会熬成汤给她和孩子喝。 陈琮英总说，那碗鱼汤的鲜，她记了一辈子，不是因为味道多好，是在那样的绝境里，一点热乎气就足以撑着人往前走。 其实陈琮英的韧性，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磨出来了。 12岁那年，她按“指腹为婚”的约定，成了任弼时家的童养媳。 看着任弼时总盯着学堂的方向发呆，13岁的她偷偷揣了娘留下的半块银圆，走了两天路到长沙，进了家织袜厂。 机器从早响到晚，震得她耳朵嗡嗡的，手指被棉线勒出红印，破了就用厂里的粗布条缠上，渗出血珠也不敢停。 每个月发工钱，她只留够买两个窝头的钱，剩下的全托人寄回任家，专门给任弼时交学费。 任弼时后来跟人说“没有琮英，我走不进学堂的门”，这话她听了没多说什么，只是把织袜的速度又加快了些——她知道，只有任弼时读了书，他们的日子才能有盼头。 革命路上的苦，比织袜厂的日子更难熬。 1928年10月，任弼时在安徽巡视时被国民党抓走，陈琮英抱着刚出生的女儿苏明，连夜爬上一辆敞篷拉煤车往长沙赶。 车斗里的煤渣被风吹得打在脸上，又黑又疼，她把苏明裹在棉袄最里层，手紧紧护着孩子的头，一路没敢合眼。 任弼时是被组织救出来了，可苏明在路上受了风寒，烧得浑身滚烫，转成肺炎没几天就没了。 她抱着孩子冰冷的小身体，躲在客栈的角落里哭，不敢让刚出狱的任弼时看见——他的后背还留着监狱里的鞭伤，她怕这事儿再压垮他。 1934年部队西征时，她刚生下儿子“湘赣”，因为要跟着队伍走，只能把孩子留给当地老乡。 她把孩子裹在自己织的小毛衣里，反复跟老乡说“等打胜仗就来接”，转身时眼泪砸在地上，却没敢回头。 后来她才知道，湘赣苏区被敌人烧了，孩子再也没了消息。 任弼时临终前还攥着她的手说“湘赣的消息，再找找”，于是新中国成立后，她跑遍了当年的苏区，逢人就问“有没有见过一个裹着红毛衣的小男孩”，直到找到当年的老乡，才知道孩子早就没了，只留下那件她织的毛衣。 1950年任弼时突发脑溢血离世，48岁的陈琮英带着四个没长大的孩子，拒绝了组织安排的轻松工作，说“弼时一辈子没占公家便宜，我也不能”。 晚年的她，每天都会把长征胜利50周年时发的八角帽拿出来擦，帽檐上的红五星被她擦得发亮，晚上睡觉就放在枕头边。 2003年5月，她在睡梦中走了，享年102岁。 整理遗物时，孩子们在她的木箱里发现了那包草芽、那件小毛衣，还有那顶八角帽。 这些物件，串联起她从裹脚童养媳到长征母亲，再到百岁老人的一生，也藏着她扛过所有苦难的秘密：只要心里有盼头，再难的日子也能走下去。 如果各位看官老爷们已经选择阅读了此文，麻烦您点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各位看官老爷们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