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一个叫做蒋红英的老太太走进了河南一家杂货店，老太太原本只是想来买些东西，不过，她注意到店里来了一个新的店员，是个年轻姑娘。 蒋红英出生在浙江定海县的一个乡下贫苦家庭。 家境清贫，十岁那年，母亲含着泪把她送到一户大户人家做童养媳。 旧社会的童养媳，看似是未来的儿媳，其实不过是家里的小丫鬟：早出晚归、干活累，稍有差池就挨骂挨打，几乎没人把她当作真正的人来看待。 1928年，年仅十一岁的蒋红英，命运迎来了转机。 两年的忍耐和煎熬终于让她抓住了一个机会，灰头土脸地逃了出来。那时的生活比想象中更艰难——饥饿和寒冷随处可见，找一顿饭都成问题。 她偷偷跑去见母亲时，母亲早已泣不成声，摸着女儿背上留下的伤痕，心里既心疼又焦急。 逃出的母女俩几乎无处可去，沿途挑着空口袋，四处讨饭，脚底磨出血泡，衣服破旧得遮不住身体。 母亲思来想去，终于下定决心：“不如去找红军吧，也许那里有活路。”她们坚定地向大别山进发，哪怕路途再艰险，也绝不回头。 年仅十一岁的蒋红英，在行进途中不停回想父亲的革命理想，也听人说起红军待百姓如亲人，处处公平善待，尤其是孩子和妇女。 她心中一股坚定的信念油然而生，毫不犹豫地答应加入赤卫军，从此踏上了属于她的革命征途。 学习军事知识和农民自卫技能，不久后转入红军，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的一名小红军战士。 从那个小小的乡下女孩，到红军队伍中的一员，蒋红英的童年苦难和坚韧意志，为她后来在革命道路上的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另一个是大别山本地的小伙子，名叫赵基生，比蒋红英年长几岁，早早加入了红军，从事最危险的情报工作。 战火纷飞的年代，生死常在一线徘徊。 任务将两人暂时绑在一起——组织安排他们假扮夫妻，以便完成潜伏与传递情报。 没想到，这份“假装”的亲密，慢慢演变成真实的情感。 1932年，在一场简朴而庄重的仪式上，他们最终结为夫妻。 可战争这个“媒人”很快又变得残酷。两年后，蒋红英在送信途中被敌人抓获。 为了保护关键信息，她毅然将情报文件吞入腹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她坚守沉默。 敌人以为她必死无疑，便将她弃于野外。与此同时，赵基生在战斗中负伤，被送回老家疗伤，错过了部队的大规模转移。两人都以为对方已经离世，战争无情地切断了他们的联系。 从此，他们各自过了五十四年的坚韧生活。蒋红英被乡亲救下，伤愈后却再难找到部队的踪迹。她和母亲辗转到了汉口，最终在四十年代定居南京，嫁给了一名会计，生活逐渐归于平凡。 那并非对过去的遗忘，而是在以为爱人已经不在人世的情况下，普通人为了生存所做的现实选择。 赵基生同样坚守着自己的生活轨迹。伤愈后，他重新归队，甚至完成了艰苦的长征。建国后，他回到家乡，组建了新的家庭，享受着国家给予的红军离散人员待遇。 他心中总有一个空位，时不时向老战友打听那个叫蒋红英的浙江姑娘，却始终没有消息。 有一天，蒋红英在县城的小杂货店买东西时，店主赵桂英随口提起自己老家是新县箭厂河。蒋红英猛地一愣，脑海里立刻闪过赵基生的名字。 她鼓起勇气，小心问道：“你们村，有没有个叫赵基生的人？” 店主愣了几秒，随即瞪大了眼睛：“那是我爷爷啊！”蒋红英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她心里既激动又紧张，怕认错人，连忙问有没有照片。 赵桂英爽快地翻出了家里的全家福。蒋红英一看照片，立刻认定，那就是她的旧情人、失散多年的丈夫。 多年压在心底的思念和情感，仿佛一下子找到了出口。 她让小姑娘帮忙捎了封信和一张照片给赵基生：“他还记得蒋红英吗？”信件快马加鞭送往大别山。 赵基生收到信时，心情复杂难言。 以为尘封已久的旧情早已消散，没想到还有回应。 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痕迹——脸上的皱纹记录风霜，但心底那份情感依旧清晰，像火苗一样跳动。 终于，两人再次见面，是在分别五十多年之后。 1994年，在新县赵基生的老家，一场迟到了半个多世纪的婚礼温馨举行。 77岁的蒋红英穿着红上衣，82岁的赵基生穿着他那身旧军装。小院里挤满了亲友，媒体记者也赶来记录这传奇的一幕。他们的故事被当地博物馆收录，成了一段活着的红色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