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大陆敢打仗，我就敢给他们送物资过去！”郭台铭，也就是富士康的创始人，表示如果两岸真的打起来，他会第一时间支援前线！ 但很多人可能忘了，现在敢说 “支援前线” 的郭台铭，35 年前就是个揣着几十号人、靠着大陆政策才站稳脚跟的小老板。他的发家史，说白了就是跟着大陆改革开放的节奏，一步步从破厂房里闯出来的。 时间拉回 1988 年。那时候的郭台铭，在台湾根本没什么名气，手里就攥着一个几十人的小团队，干的还是最基础的加工活。 而当时的两岸，刚好凑成了 “互相需要” 的局面：台湾本土劳动力越来越贵，土地也不够用，像郭台铭这样的小厂子，在台湾根本没活路； 反观大陆，刚搞改革开放没几年，到处都缺资金、缺技术、缺能带动就业的企业，对台商那是敞开大门欢迎，政策给得比谁都实在。 郭台铭瞅准了这个机会，带着自己那几十号工人，从台湾一路跑到了深圳宝安西乡。 那时候的深圳，哪有现在的繁华？到处都是刚开工的工地，路是坑坑洼洼的土路，房子大多是矮旧的小平房。 郭台铭没挑挑拣拣，在当地找了间破旧厂房就落了脚 — 墙面掉着灰，水电管线露在外面，连像样的生产设备都没有。但就是这间破厂房，成了他在大陆的第一个 “根据地”，他从这里开始做来料加工：从境外接原材料，在厂房里组装好，再把成品运出去。 而大陆给郭台铭的政策，那真是 “扶上马还送一程”。先说土地，当时深圳为了吸引台商过来，土地租金低到离谱，有的地方甚至给前几年的免租优惠，几乎等于白给郭台铭用。对刚起步的他来说，这笔钱省下来，能买多少设备、雇多少工人？光这一点，就比他在台湾强太多。 再看税收，当时大陆对台资企业有 “两免三减半” 的政策 —企业开起来头两年，一分钱企业所得税都不用交；接下来三年，所得税只交一半。 要知道，创业初期的厂子本来就没多少利润，甚至可能赔钱，这政策等于是给郭台铭的厂子 “留了口气”，不用刚开张就背着税的压力。当时台湾的同行听说这政策，都馋得不行，纷纷说郭台铭 “选对了地方”。 除了这些明面上的好处，大陆还给了很多 “看不见的便利”。 那时候深圳专门设了外资服务窗口，郭台铭要办营业执照、海关备案，不用自己跑断腿，窗口工作人员会帮着对接；还有用电，当时深圳电力不算特别充足，但政府知道郭台铭的厂子要赶订单， 特意优先保障他的生产用电，从来没让停电耽误过事。这些小事看着不起眼，却让郭台铭的厂子能顺顺利利运转，没被杂事绊住脚。 就这么靠着大陆的支持，郭台铭的小厂子慢慢有了起色。一开始他接的都是小订单，比如组装简单的电子元件，但他的厂子交货快、质量也靠谱，加上成本低，客户慢慢多了起来。 订单一涨，工人也从几十人加到了几百人，后来又扩到上千人。到了 90 年代，大陆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大了，1992 年南方谈话后，更多外资涌进来，市场也更活了。 郭台铭抓住这个机会，开始 “扩地盘”— 在深圳租了更多厂房，还自己建了工业园区，业务也从简单的来料加工，改成接国际大品牌的代工订单，比如早期和戴尔、惠普合作，后来更是成了苹果的重要供应商。 这时候的两岸关系，也因为 “九二共识” 变得缓和，经贸往来越来越多。 这对郭台铭来说又是个好机会：他能更方便地从台湾调技术和管理人员过来，大陆生产的产品也能通过台湾的渠道卖到更多地方。 而且当时大陆的基础设施也在赶上来 — 广深高速通了，深圳到广州的物流时间少了一半；盐田港启用了，他的原材料进口、成品出口不用再绕远路，供应链快了很多。这些都让富士康的扩张没了后顾之忧。 从 1988 年的破厂房，到后来在大陆十几个城市建工厂，再到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厂，郭台铭的富士康，几乎是跟着大陆的经济一起长大的。 可以说，大陆的政策、庞大的市场、充足的工人、越来越完善的基础设施，合在一起给了富士康 “生长的土壤”。 没有这份土壤，郭台铭可能到现在还是台湾的一个小老板，根本成不了后来的 “代工大王”。 现在郭台铭说 “两岸开战就送物资”，这话背后其实藏着他和大陆的深度绑定。 对他来说，两岸稳定不只是国家的事，更是他自己的事 —他的厂子根在大陆，客户、工人大多也在大陆，两岸稳，他的生意才能稳；要是乱了，他的供应链、市场都会受影响。 从靠大陆政策发家，到现在愿为两岸局势发声，郭台铭的经历其实就是两岸经济的一个缩影：合在一起，大家都能好；要是分了，谁都讨不到好处。这个道理，他自然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