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长庚：我们常常以为是中性词的“世界”，实则隐含着强烈的价值属性，而这种价值属性的确立，又和我们建基于自身发展迫切要求之上的特定认知框架密切相关。一方面，我们出海远游的目的地非常有限，集中于值得学习的“列强”；另一方面，在“列强”那里确认的“世界”想象之所以能够成立，前提是对启蒙主义-工业革命所奠基的一套基本概念的接受。这二者常常紧密纠缠、难分彼此，究竟是经验坐实了概念，还是概念的透镜限定了我们所能捕捉到的经验？在大多数情境中很难说清。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学的理念、视角和知识取向，与中国人百余年来建设现代学术的规划之间一直存在着若隐若现的张力。人类学所提供的世界图景一度令知识精英们感到兴奋，但当人类学展开的“世界”画卷中充斥着部落经验、岛屿风俗、小国故事之类的素材的时候，人们又难免怀疑此一“世界”究竟有何意义。当“世界”无法充当我们在救亡竞赛中一个明确的落脚点和补给站的时候，“世界”在空间尺度上的丰富性也就相应失去了价值。（《〈海盗与启蒙〉推荐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