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白求恩医生牺牲后，交通队将他的遗体伪装成重伤员，连夜赶路，将他送到了后方的于家寨。 白求恩在孙家庄给伤员做手术时不小心划破了手指，第二天伤口就肿了，他却没跟任何人说。 每天收工后，他偷偷把肿得发亮的手指泡进浓食盐水里消毒，转天照样攥着手术刀给伤员开刀。 后来转移到一分区医院，他更忙了，两天跑了两个战地医疗所，做了几十个手术，还抽空给医生们讲课，压根没把自己的伤当回事。 11月1号，前线送来了个脖子得重病的伤员，得了丹毒还合并蜂窝组织炎，情况特别危险。 医生们劝他，“白大夫，你手指还没好，万一感染了可咋整？这手术我们来做”。白求恩摇了摇头，说“这手术不好做，弄不好伤员就没了，还是我来”。 按理说这时候该好好养伤，可他哪闲得住？11月2号，头天刚走了七十里路，累得不行，身上还不舒服，天一亮照样爬起来，查了两百多个伤员； 11月3号，他用手套把伤口包紧，硬撑着给十三个伤员做了手术，最后一个手术做完，他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回住处时一头栽倒在床上。 同志们怕他累垮，就瞒着他前线的消息，说没什么战斗，把他安置在村子中间，就怕他听见炮声。 可11月5号，他还是听见了隐约的炮声，一下子就醒了，穿上棉军服就推开窗户喊人。 他脸烧得通红，有点生气：“你们别骗我，北面在打仗，快准备出发！”大家想解释，他却急着要走，说“前线战士在流血，我不能在这歇着”。 那天雪下得特别大，风也猛，同志们轮流扶着他，他走得摇摇晃晃，每一步都费劲。 可一看见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他立马扔了拐杖，甩开扶他的人，跑过去扶着担架看，还一个劲怪自己“来迟了，来迟了”。 那时候他体温都到39度6了，自己才是最需要照顾的人。 到了11月7号，他们到了王家台的卫生队，离火线就十里地，白求恩左胳膊肘已经化脓，腋下疼得厉害，体温快40度了，吃了药昏昏沉沉睡过去。 可伤员一送过来，他立马要爬起来去手术，刚起身就晃了一下倒在床上，挣扎着起来又倒了。 他拉着同志们的手，断断续续说“只要是头、胸、肚子受伤的伤员，一定要叫我来做，就算我睡着了，也得把我叫醒”。 见大家围着他不走，他又催“别管我，快去救伤员，他们比我更需要你们”。 11月10号，军区领导知道他不行了，派专人来让他去后方医院，说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他送过去。 白求恩摸了摸肿得厉害的左臂，沉默了好久，才用发抖的声音说“我服从安排”。 躺在送他去后方的担架上，他看着越来越远的前线，眼睛里满是泪水，喃喃地说“我心里装着前线流血的战士，要是还有点劲，我肯定不走”。 下午3点到了黄石口村，离后方医院还有十八里，他却坚持要在这住下，好像知道自己撑不到了。 那几天，晋察冀的军民都惦记着他，军区派了最好的医生来，前线送来了缴获的药，老乡们也送来大枣和鸡蛋，都盼着他能好起来。 有人劝他截肢，他摇了摇头，说“能跟大家在一起，截了双腿我也愿意，可我血里有毒，截肢没用了”。 11月11号黄昏，后方医院院长林金亮赶来，白求恩看见他，勉强笑了笑，伸出右手使劲握了握他的手，说“谢谢你们，这么冷的天还跑过来”。 林金亮想把他转去条件好的医院，他却摇头，说“我是医生，知道自己得的是脓毒败血症，能用的办法都用了，还是让我赶紧写遗书和报告吧”。 他跟聂司令员说，自己可能要永别了，让转告加拿大和美国的共产党，他在这很愉快，就想多做贡献；让国际援华委员会给前妻寄点生活费，说自己对不起她，但也很快乐。 1939年11月12号清晨5点20分，白求恩还是走了，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了反法西斯的仗，把命留在了这里。 当天上午10点，交通队怕日本人发现了来破坏，就把他的遗体化装成重伤员，抬着担架一口气走了五天，送到了于家寨。 11月16号，聂荣臻司令员含着泪给他入殓，帮他净身整容，用红绸裹着身体，穿上新的八路军军装，找了好柏木做棺材，把他埋在村南的狼山沟口。 为了防日本人扫荡，军民们把墓地犁平了，连坟头都没留，后来日本人真来扫荡了，没找到墓地，总算护住了他的安宁。 现在白求恩还埋在这片红土地上，是他把心都掏给了这里，他来的时候，带着手术刀和药品；走的时候，把生命和精神都留了下来。 这片土地见过他在手术台旁的身影，听过他讲课的声音，也记得他最后那句“我不能在这歇着”。 老百姓都记得他，记得有个外国大夫，不远万里来中国，为了救咱们的人，拼到了最后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