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南京解放后，一妇女走到南京总统府前，对哨兵说道：“我是陈修良，我想见解放军第35军政委何克希同志，”哨兵传达消息后，没想到何政委立即快步跑出来迎接她。 1946年4月，浙江宁波的一个小院里，陈修良摸了摸孩子的头，说“娘去南京走亲戚，过阵子就回来”。 其实她心里清楚，这一去能不能回来，谁也说不准。 南京是国民党的心脏，之前已经有多位地下党员干部倒在特务的枪口下，她这一去，就是要在“虎穴”里重新把党组织建起来。 到了南京，她改名叫“程兰如”，住进了地下党员柏焱和柯秀珍家，对外就说自己是夫妻俩的“姑妈”，因为家里穷，来南京投奔亲戚。 柏焱家有个刚满月的婴儿，陈修良每天就抱着孩子在胡同里串门，跟邻居拉家常，其实是在悄悄摸情况、找线索。 她牵头建了九个工作委员会，学生、工人、小学老师、警察、银行职员……各行各业都有她发展的党员。 到后来，两千多名地下党员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进了国民党的党部、政府机关、军队里，连总统府附近的邮局、火车站，都有能给她递消息的人。 1948年秋天，上级给陈修良派了个新任务：策反国民党的军队。 她先盯上了空军的飞行员俞渤，俞渤本来就看不惯国民党打内战，陈修良通过地下党员跟他接上了头，俩人约在南京城外的一个破庙里见面。 陈修良跟俞渤说：“你开着飞机起义，不仅能救自己，还能救更多老百姓，这才是军人该干的事。”俞渤犹豫了好几天，最后咬咬牙答应了。 12月16号晚上，南京大校场机场，俞渤驾驶着B-24轰炸机，趁着夜色往石家庄解放区飞。 这一下国民党懵了，他们没想到，自己的空军飞行员居然会倒戈，之后好几个飞行员都跟着起义了。 紧接着，陈修良又把目标对准了国民党海军的“重庆号”巡洋舰。 这船是当时国民党最先进的军舰，舰长邓兆祥是个爱国的老海军，就是一直没找到跟共产党接触的机会。 陈修良托人给邓兆祥带了封信，说想跟他聊聊“军舰的未来”，为了见邓兆祥，她乔装成给军舰送物资的商人，混上了“重庆号”。 她跟邓兆祥在舰长室里谈了三个小时，把起义的计划一条一条捋清楚，还跟邓兆祥约定了起义的信号。 1949年2月25号凌晨，“重庆号”突然开足马力，冲破国民党的海上封锁，直奔烟台解放区。 这事传到蒋介石耳朵里，他气得把杯子都摔了，自己的王牌军舰，就这么成了共产党的了。 最惊险的是策反国民党第九十七师，这个师是蒋介石的“御林军”，负责守卫南京城，师长王晏清跟蒋介石关系还不错。 陈修良知道硬来不行，就找到王晏清的舅舅——一个倾向共产党的老教授，让他帮忙传话。 王晏清一开始还犹豫，怕起义失败连累家人，陈修良通过老教授告诉王晏清：“解放军马上就要渡江了，跟着国民党只有死路一条，起义才是唯一的活路。” 王晏清终于下定决心，1949年3月24号，他带着全师官兵渡过长江，投奔了解放区，直接给国民党的江防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眼瞅着解放军要渡江了，国民党竟把长江上的大小船只全赶进内河，还派人盯着，就怕百姓把船借给解放军。 陈修良赶紧发动地下党员找船，下关电厂的工人听了，连夜把厂里的“京电号”运煤船藏到了一个偏僻的河湾里，还在船上涂了一层泥巴，假装是废弃的船。 机务段的工人也把“凌平号”拖轮和能载二三百人的趸船藏了起来。 水上警察局的地下党员悄悄联络了十几个愿意起义的警察，等国民党的看守一放松，就把八艘巡艇开了出来。 1949年4月23号晚上，南京下关江面上突然亮起了火把，“京电号”第一个冲了出来，载着第一批解放军战士往江北开。 紧接着“凌平号”、八艘巡艇，还有老百姓划着的木帆船、小划子，密密麻麻的全往江北去。 国民党的哨兵看着江面上的船队，都傻了眼，他们怎么也想不到，陈修良早就把船都准备好了。 第二天清晨，南京总统府的五星红旗升起来的时候，陈修良坐着一辆吉普车来到总统府门口。 门口的解放军哨兵不认识她，拦住问她找谁，陈修良笑着说：“我找你们的政委何克希。” 哨兵进去通报，没一会儿，何克希就跑了出来，一看见陈修良，赶紧上前握住她的手，声音都有点抖：“陈修良同志，我们找你找得好苦！南京解放了，我们胜利了！” 那时候蒋介石办公室的日历还停在4月22号，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苦心经营的南京城，会被一个他看不起的“弱女子”给搅得天翻地覆。 现在我们去南京，走在总统府附近的街上，看着两旁的梧桐树，看着来往的人群。 可能很少有人会想起，七十多年前，有个叫陈修良的女子，在这儿冒着生命危险，为解放这座城市拼过命。 她的名字，不该被忘记；她的故事，该被更多人知道，因为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人该有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