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一次军委会议上，彭德怀在大会上指着刘伯承怒骂：不要忘了，红军时期，教条主义可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
新中国在外交上采取了"一边倒"的战略方针，全面向苏联学习。
这股学习热潮很快延伸到军事领域，军队建设开始全盘照搬苏联模式。
从训练大纲到军校制度，从作战条令到编制体制。
几乎原封不动地移植过来。
但这种脱离中国实际的做法很快显露出弊端。
部队训练和军校教学都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
官兵们普遍反映苏联那套过于死板，不符合中国军人的习惯和特点。
到1956年，党和国家及时发现问题，明确提出反对"教条主义"。
强调要结合中国实际活学活用，不能生搬硬套。
这一重要政策转向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却掀起了波澜。
1958年5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
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元帅，点名批评了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
彭德怀向来以耿直敢言著称。
他不仅尖锐指出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存在严重教条主义问题。
更重提一桩历史旧事：
"别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就曾逼死过革命同志。"
这番话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
因为被点名的两位都是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帅。
彭德怀所指的"革命同志"是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余天云。
而这里面其实存在重大误会。
整件事的导火索是1956年8月彭德怀收到的一封匿名信。
这封出自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某位少将学员的信件。
详细反映了学院教学中存在的教条主义问题。
每堂课要连续上六小时，中间没有任何休息。
学员经常饿着肚子听讲，教室里此起彼伏的饥肠辘辘声。
考试采用"三堂会审"模式。
主考、陪考、监考三堂官员围着学员。
现场抽签答题，有人紧张得当场晕倒。
这种完全套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教学模式，让师生们苦不堪言。
彭德怀对此高度重视，立即致信刘伯承要求整改。
此时中央已经发布《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重要文件，明确要求克服教条主义倾向。
刘伯承收到信后迅速行动。
组织学院党委开展自查，很快调整了课时安排。
在课间增设点心供应，同时改革了考试形式。
但就在他准备从根本上解决教条主义问题时，身体却垮了。
剧烈的头痛、持续的牙痛和严重的眼疾迫使他不得不请假治疗。
由陈伯钧和钟期光代理院务。
1957年，彭德怀亲赴南京军事学院进行实地调研。
经过深入考察，他在报告中明确指出。
学院教学中教条主义问题依然严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56年9月，学院许多同志就强烈要求改变现状。
但院党委行动迟缓，未能及时作出决策。
此时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疗的刘伯承看到报告后。
虽然内心有不同看法，仍指示学院停课一周开展反教条主义学习运动。
这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1958年5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将矛头直指刘伯承。
并重提余天云之死的历史旧案。
余天云是红四方面军著名战将。
1936年4月红军即将走出草地时，在大金川渡河不幸溺水牺牲，年仅30岁。
彭德怀认为这事与当时担任红军大学校长的刘伯承有关。
但事实并非如此。
1935年11月，红四方面军调余天云到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学习。
余天云后来落水身亡的根本原因，是其妻刘伯新在长征途中病逝造成的巨大打击。
刘伯新1932年参加红军，曾任妇女独立师第二团团长，1934年与余天云结为革命伴侣。
她的病逝让余天云悲痛欲绝，过铁索桥时精神恍惚失足落水。
毛泽东事后曾明确表态："余天云还是个年轻人，心态不稳定，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这场历史误会并未影响彭刘二人的革命情谊。
在抗日战场上，他们始终是生死相依的战友。
1943年秋，两人共同执行穿越敌占区赴延安参加七大的任务。
在山西逯村一带多次协同侦察，最终成功突破重重封锁。
两位开国元帅的这段往事，成为新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道路上值得深思的一页。
既反映了探索的艰辛，也见证了革命者之间的肝胆相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