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了几十部外国影片，当时俗称“内参片”，当时谁能看“内参片”呢？只有中央少数首长和外事部门的人员可以，以供了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动态。 当普通百姓只能看八个样板戏时，万航渡路的一座小楼里却在秘密译制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影片。这些被称为”内参片”的电影，观看权限严格到连译制厂领导都无法观摩。是什么让这些影片如此神秘？又是谁在那个封闭的年代里享有这种特殊的文化特权？ 当年”内参片”搞得挺神秘，说白了就是不公映的内部参考片。上译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都译制过少量的参考片，这些影片是供中央少数首长和外事部门的人员观看的，以了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动态。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普通观众的文化生活只剩下样板戏和几部阿尔巴尼亚、朝鲜影片，而”内参片”却为特定人群打开了另一扇窗。 陈叙一（1918～1992），中国电影译制片翻译、导演。浙江定海人，这位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奠基人，在那个年代里承担着一项特殊的使命。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后仅一个月，陈叙一带了三位同伴赶往东北长春，向长影的译制片组取经。回到上海后，他用一间20平方米的小房间、一个旧话筒、一架旧录音机，开启了中国译制片事业的先河。 “内参片”的译制工作充满了严格的保密要求。所有参加译制工作的人员一律不得外传片名、影片内容，配音用的对白剧本不得带回家，配音完成后一律上交、统一处理。这种保密级别之高，凡是不参加这部影片译制工作的，不管是厂内领导、工军宣队，甚至局一级的领导也一律不得看片，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达的命令。 工作环境的艰苦与保密要求形成了鲜明对比。上译厂当时的工作条件很差，录音棚搭建在二楼的大阳台上，是个又小又闷的标准”漏音棚”。炎热的夏天里，为了避免电扇产生杂音，录音时必须关闭降温设备，工作人员汗流浃背却要保持声音的清晰稳定。更有趣的是，夜深人静时大喇叭一开，发出恐怖的声音：“着火啦！快来救火啊！”“救命啊！救命啊！”周围居民在睡梦中惊醒，吓得够呛，陈叙一不得不挨家挨户道歉解释。 审片环节更是体现了”内参片”的特殊地位。这些”内参片”译制完成后统一由徐景贤（当时称他为徐老三）审查，印制拷贝要用最好的伊斯曼胶片，直接送中央。有些影片甚至是文化部直接派人来上海取片，整个流程都透露着神秘色彩。 矛盾的是，每部”内参片”译制完成后，所有参与人员都要参加批判会。大家要口诛笔伐这些影片宣扬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批判其美化资本家、鼓吹阶级调和的内容。配音演员们一边要全身心投入为影片中的人物配音，一边又要在批判会上抨击这些角色和故事。 “内参片”的真正价值在那个时代逐渐显现。首先这些”内参片”中很多影片让上级了解了世界动态。周总理曾指出：日本的《战争与人》是一部吹捧法西斯的影片，表面上反法西斯，实际上却在歌颂军国主义，影片内容很毒，要让我们的外国使节们了解。此外，我们译制了一大批欧美影片，为样板戏的创作人员提供了参考片。如影片《红菱艳》，芭蕾舞剧组的同志跟我聊过，这部影片很有借鉴作用。 当历史的车轮滚向改革开放，“内参片”终于走出了保密的围墙。这些内参片的一部分在改革开放后，曾公映或在电视台播出，最为观众熟知的有《巴黎圣母院》《简爱》《魂断蓝桥》《鸳梦重温》等影片。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期，上译厂的”黄金年代”开启了，那些曾经在密室中诞生的艺术作品，如今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陈叙一形容说：“生旦净末丑，就像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将，谁上阵都能抵挡一阵。”这位译制事业的奠基人，直到1992年4月24日逝世，都在为这项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剧本翻译要有味，演员配音要有神”这14字厂训，至今还挂在上译厂最醒目的墙上。 60年间，上译厂共译制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1500多部影片。那个特殊年代的”内参片”经历，见证了中国译制事业从神秘走向公开、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进程。 从神秘的”内参片”到后来的译制片辉煌，这段历史既反映了特殊时代的文化生态，也展现了艺术工作者的坚持与创造。那些曾经只有少数人能看到的影片，如今已成为几代人的共同记忆。你对那个时代的”内参片”现象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