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5月，徐悲鸿豪掷10000元现金和自己的7幅经典画作，从一个德国女人手里，换来了一幅没有落款、不知年代、颜色发黄的古画，万万想不到的是，几年后，这幅画差点要了他的命。 1937年的香港，当时徐悲鸿在香港大学办画展，忙里偷闲，听说一个德国女人手里有批中国古画要出手，他就跟闻着味儿的猫一样，立马找上了门。 那女人一口气抱出四口大木箱。徐悲鸿打开第一箱，心凉了半截，都是些市面上常见的大路货。第二箱，还是没啥惊喜。他耐着性子打开第三箱，就在一堆杂乱的画轴里，他抽出一卷。就这一眼，徐悲鸿的魂儿，像是被吸进去了。 那是一幅长近3米、颜色发黄的绢本长卷，没落款，没年代，甚至连个像样的题跋都没有。但画上那87个神仙，乘风御气，衣袂飘飘，仿佛下一秒就要从画里走出来。尤其是那线条，行云流水，一笔到底，却又力道万钧，把人物的骨骼、肌肉、神态勾勒得活灵活现。 这哪是画，这简直是神迹！ 徐悲鸿当场就拍板了：“这幅画，我要了！” 德国女人看他那么激动，试探性地报了个价：一万块大洋。 要知道，徐悲鸿当时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画家，一幅画就能换普通人好几年的收入。用七幅自己的心血之作，再搭上全部现金，去换一幅作者不详的古画，这在外人看来，简直是疯了。 但徐悲鸿不觉得。他抱着画卷，就像抱着失散多年的亲儿子，连夜请来好友张大千和谢稚柳一同鉴赏。灯光下，画卷缓缓展开，手指在离画一寸的地方虚空抚过，突然，他激动地大喊：“我的天，这线条，这气韵，绝对是‘画圣’吴道子的手笔！” 这幅画，就是后来震惊世人的国宝——《八十七神仙卷》。 它在世上消失了近千年，谁也想不到，竟会以这种方式重现人间。 徐悲鸿欣喜若狂，专门刻了一方“悲鸿生命”的印章，小心翼翼地盖在画卷的开端。这四个字，不多不少，刚刚好说明了这幅画在他心中的分量——与生命等同。 很快，战火纷飞。为了给抗战筹款，徐悲鸿远赴新加坡、印度办展。颠沛流离中，他宁可舍弃自己创作的几十幅油画，也要把《八十七神仙卷》用油纸层层包裹，贴身携带。炮火中，他抱着这幅画，就像抱着整个中华文明的火种。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42年，日军轰炸昆明。徐悲鸿和朋友们躲进防空洞，等警报解除，他飞奔回工作室，眼前的一幕让他瞬间崩溃：存放画卷的铁箱被撬开，里面空空如也！ 与之一同失窃的，还有他珍藏的其他三十多件藏品。 这个打击太致命了。徐悲鸿当场就昏死过去，醒来后，一夜白头。他病倒了，高血压、肾炎并发，整日以泪洗面，痛不欲生。他四处托人寻找，悬赏重金，却如石沉大海。朋友们都劝他想开点，但他只是喃喃自语：“那不是一幅画，那是我的命啊……” 1944年，转机终于来了。一位曾受过他恩惠的学生来信，说在成都一个友人家中，见到了这幅画。 徐悲鸿燃起一线希望，立刻托人去赎。可对方狮子大开口，要价二十万大洋，外加四十幅徐悲鸿自己的画作！这简直是天文数字，比当年买画的价钱翻了二十多倍。 朋友都劝他，这是敲诈，不如报官。但徐悲鸿怕画卷在交涉中受损，他只有一个念头：不惜一切代价，把它拿回来。 于是，这个“画痴”又开始了第二次倾家荡产。他卖掉自己所有的藏品，向朋友借高利贷，然后把自己关在画室里，没日没夜地画画。当时他重病缠身，常常咳血，体力不支就躺下歇会儿，缓过来就继续画。 钱和画凑齐了，当他终于再次把《八十七神仙卷》捧在手里时，这个硬汉，哭得像个孩子。他发现，画卷上他亲手盖下的“悲鸿生命”印章，已经被挖掉了，留下一个刺眼的疤痕。但他顾不上这些，只要画还在，神仙们还在，就够了。 回过头来看广东美术馆的展览，展出的那幅巨作《愚公移山》，是徐悲鸿在1940年完成的。画中，一个个健硕的壮士，用最原始的工具，开山凿石，眼神里透着一股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倔强和坚韧。 还有那幅《九方皋》。徐悲鸿的孙子徐骥在介绍时说，画里那匹黑色的骏马，是徐悲鸿笔下唯一一匹套着缰绳的马。徐悲鸿说：“马也如人，愿为知己者所用。”他以画言志，渴望自己的才华能为国所用。同样，在他眼里，《八十七神仙卷》这样的国之瑰宝，也绝不能流落在外，必须由懂得它价值的中国人来守护。 这就是徐悲鸿。他不仅是一位艺术家，更是一位有着深厚家国情怀和民族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斥巨资购画、赎画，并非为了个人收藏或投资增值，而是出于一个文化人的自觉和担当。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他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民族的文化血脉。 1953年，徐悲鸿先生病逝。临终前，他嘱咐妻子廖静文，将《八十七神仙卷》连同他毕生收藏和创作的一千二百余件作品，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