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大汉奸黄标被判死刑，到了刑场，黄标却很不甘心：“我每个月给新四军送了20万银元，却被当成汉奸，我不甘心啊！” 黄标是个什么样的人，简单来说，在抗战爆发前，他是盐城当地一个响当当的“能人”。 他不是那种地主老财，也不是书香门第，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出身。但这人脑子活，胆子大，不甘心一辈子种地。年轻时候就跑出去闯，贩过盐，开过油坊、米厂，反正什么能赚钱就干什么。到了30年代，黄标已经是盐城商界说得上话的人物了，手底下管着好几家厂子，算是个成功的民营企业家。 这种人身上，往往有种草莽英雄气，讲义气，好交朋友，黑白两道都吃得开。乡里乡亲有困难，他也会出钱出粮帮一把，在当地口碑还不错。 如果不是日本人打过来，黄标的人生剧本，大概率就是个地方乡绅、成功商人的故事。他会继续赚钱，继续在当地维持他的声望，最后安安稳稳地老去。 可惜，1940年，盐城沦陷了。 日本人来了，天就变了。对黄标这样的“地方实力派”，日本人和后来的汪伪政权是又打又拉。他们需要这样的人来“以华制华”，维持地方秩序，帮他们搜刮资源。 摆在黄标面前的，是一道要命的选择题。是选择抗争，可能家破人亡，一辈子的心血付诸东流？还是选择“合作”，保住身家性命和家业？ 最终，黄标选择了“合作”。他出任了汪伪政权盐城税务局的局长。 这个职位，说白了，就是帮着日本人和伪军收钱的。在老百姓眼里，这就是铁杆汉奸干的活儿。收上来的钱，变成了日本人买枪买炮的军费，变成了伪军欺压同胞的粮饷。从这个角度看，黄標被钉在“汉奸”的耻辱柱上，一点都不冤。他利用自己的权势，确实为敌伪政权出了大力。这也是后来人民政府判他死刑的核心依据，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就在黄标当上这个“汉奸局长”的同时，另一条隐秘的线，也悄悄地接上了。 当时的盐城，情况极其复杂。城里是日伪的天下，城外不远，就是陈毅元帅领导的新四军军部。新四军在根据地扎根，最缺的是什么？是钱，是药，是各种物资。尤其是在日伪的经济封锁下，根据地的财政极度困难。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陈亦人的地下党员，找到了黄标。陈亦人的任务很明确：策反和利用黄标，为我军筹集经费。 一个是背着“汉奸”骂名的税务局长，一个是随时可能掉脑袋的共产党人。没人知道他们具体谈了什么，但结果是：黄标同意了，而且一出手就石破天惊。 他利用自己税务局长的身份，开始了一场“蚂蚁搬家”式的秘密行动。他收上来的税款，有明暗两本账。明账是交给日本人和汪伪政府的，暗账，则是通过秘密渠道，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城外的新四军。 至于那20万银元，足以解决数万军队一个月的粮饷问题。这笔钱，对于当时在盐城艰难坚持的新四军来说，不亚于雪中送炭，甚至是救命的血脉。 除了钱，黄标还利用自己的关系和通行证，为新四军采购和运输了大量的药品、布匹、粮食等紧缺物资。可以说，他这个“汉奸”，成了新四军在敌人心脏里一个重要的“后勤部长”。 黄标这么做，图什么？有人说，他是想“两头下注”，给自己留条后路。日本人赢了，他是“功臣”；国民党或者共产党赢了，他也能凭着这份香火情保命。在乱世中，这种想法不奇怪，是很多人的生存之道。 也有人说，他骨子里可能还残存着一些民族大义。当汉奸或许是被逼无奈，或许是权宜之计，但他内心深处，可能还是希望中国人能打赢。把从日本人那里搜刮来的钱，转手送给打日本人的军队，这里面或许有一种奇特的、病态的平衡感和报复感。 更重要的是，新四军的统战工作确实做得好。他们没有简单地把所有在敌伪政权里的人都推开，而是精准地找到了像黄标这样可以争取和利用的对象。陈亦人这样的地下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在刀尖上跳舞，才促成了这种复杂的合作。 所以，黄标的行为，既有个人的投机和算计，也离不开我党统战政策的感召和推动，更是在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下，一个复杂人物的畸形选择。 抗战胜利了。黄标以为自己可以松口气了，甚至还觉得自己“有功”，可以得到新政府的谅解。 但现实比他想的要残酷得多。 首先，他的身份太敏感了。老百姓不管你背地里做了什么，他们只看到你穿着伪军的皮，当着“汉奸”的官，帮着日本人收税。民愤极大。 其次，知道他秘密贡献的，主要是陈亦人等少数地下工作者。在建国初期，各种档案交接、人员变动非常混乱。陈亦人等人虽然为他证明，但在镇反运动“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大背景下，这种“个人证明”的分量，往往敌不过“民愤极大”这四个字。 在那个强调阶级立场、爱憎分明的年代，一个人的“汉奸”身份，足以压倒一切。他的“功”无法抵消他的“罪”，这是当时法律和政治逻辑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