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与我党有血海深仇，毛主席却说：不能杀，立刻送我这里来 “1948年10月27日凌晨一点，王近山在电话里沉声一句：‘康泽到手了。’”参谋微微愣神，继而回答：“好的，立即按主席指示办理。”这两句短促的对话成为襄樊战役结束后的第一个焦点，也把一个曾让中央苏区血流成河的名字重新推到台前。
彼时的康泽躺在担架上，脸上还抹着泥土，装死的戏码没能瞒过解放军战士的辨认。王近山命令警卫给他戴上镣铐，同时特别叮嘱：“把人看紧，别让他自尽，也别让他受伤。”很快，关于押解康泽的加密电报发往西柏坡。毛主席批复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能杀，立刻送我这里来。 如果只看这张电报，外人或许会误以为康泽只是普通俘虏。可稍微翻开档案，就会发现他的履历密密麻麻都是“血债”二字。四川人，黄埔三期毕业，又被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回国后直接进入蒋介石核心圈。1931年他受命组建南昌行营别动队，规模虽小于军统、中统，却在残酷程度上毫不逊色。 1933年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因博古、李德指挥失误陷入被动。康泽趁机率别动队渗入中央苏区，推行“五户连保”保甲制，强行分摊“连坐”责任。谁若被怀疑支持红军，全家甚至整条巷子都要吃苦头。粮款被掠夺、民房被焚毁，更惨的是儿童被迫做活靶练枪。毛主席后来在同斯诺交谈时直指：覆灭中央苏区的，一个是蒋介石，一个就是康泽。
然而盛宠之下必有隐忧。康泽自恃功高，敢在赣南公然与蒋经国争地盘。蒋介石的信任本就附带条件，这一次，他干脆把康泽外放“出国考察”。康泽心知被弃，又因经济来源骤减而四处钻营。1948年国民党战线节节崩溃，蒋介石“想起旧人”，临时让他去襄樊顶门。可康泽懂的终究是特务手段，真枪真炮的指挥根本是门外汉，他只好请来川军名将郭勋祺打辅助，再把城防工事修到极致，自以为能拖住解放军。 事实却是王近山仅用三天便撕开外围。第三夜，东津渡口一声号角，刘伯承前线电文传来：“许可分批突击，务求生擒康泽。”战斗结束，俘虏两万余人，康泽被押至前线指挥部。蒋介石在南京听到消息，嘴里还念叨“康泽不会活捉”，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接下来的问题成了“如何处理康泽”。从情感上说，无论红军将士还是苏区百姓，都巴不得立刻处决他。可毛主席选择了另一条路。电报里列出“派可靠武装，加镣铐妥送”，随后又补充一句：“此人罪大恶极，更要通过改造让世人信服我党政策。”不难看出，主席看重的已不仅是个人恩怨，而是新政权的形象与未来治理模式——解决仇敌，不等于肉体消灭。 押送途中，康泽一度翻出藏在靴底的玻璃药瓶，试图自尽，被负责看押的排长当场制止。排长说：“活着去北平，比死在襄樊难多了。”这一声冷嘲无意间点破新的处境：康泽的命再不由自己，而要由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来裁定。
进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后，康泽第一次被要求写个人自传。最开始他敷衍两三页，满纸推托。改造管教组把稿子退回，让他翻查自己亲手下的命令，再写。三个月后，他交出六十余页报告，自称“在保甲制实施中，因对群众采用极端手段，致大量冤魂难安”。措辞依然狡猾，可对比最初版本，已能分辨自欺与忏悔的交错。 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正式公开发表。“连宣统皇帝和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一句话震动政治舞台。有人不理解：杀一人可平众怒，为何偏偏留康泽？毛主席解释得简洁：杀了容易，改造难；杀了留下恶名，改造能树立法制精神；杀了堵死路，改造给出路。短短几句，把新中国如何处理旧政权骨干、如何向世界展现合法性，都说得清清楚楚。
改造并非走过场。1963年底，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康泽获第四批特赦。文件指出：其在狱中“揭发果断、检讨深刻，工作积极”，并对别动队档案做了详尽补充。外界对这份宽宥褒贬不一，但条文白纸黑字写着：政治改造不是口号，而是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康泽出狱后被安排到北京图书馆资料室，从事俄文资料整理。曾经的别动队长官不得不把余生放在冷静的文献工作里。有人探望，他只回一句：“能活着翻译书，比死在枪口下更不易。”这句话既是自嘲，也隐含了一点难以言说的感慨。 至于农民如何看待他？江西瑞金某村老支书听说康泽被特赦，只冷冷两字：“随他。”旧账留在记忆中，不必通过报复来延续。新时代更需要的是秩序，而不是热血复仇。
细究此案可见，新生政权并未在仇恨中沉溺，而是在法理框架下寻找出路。康泽作为极端个案，给敌我双方都留下生动示范：革新不是简单的枪决与报复，而是要让制度去完成复仇之外更重要的使命——重塑人心、树立威信、稳固秩序。这一点，比起任何一声枪响都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