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民国军学泰斗，斯大林口中的“战略家”杨杰，曾向主席提出过一个绝密的大胆构想，先攻打台海，彻底切断蒋介石的退路，然后再一举歼灭蒋介石。 那一年，解放战争打得是天昏地暗。辽沈战役还没开打，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老蒋那边已经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份被标注为“4A级绝密”的情报，悄悄地送到了西柏坡，送到了主席的案头。 提出这个建议的人，身份就足够让人惊掉下巴——杨杰，时任国民党政府的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一个货真价实的国军上将。 这份情报的核心内容，简单粗暴：别先急着跟杜聿明、胡宗南他们在大陆上死磕了，集中精锐力量，调动华东野战军，先去把台湾给拿下来！ 把老蒋唯一的退路给抄了，让他变成一只“瓮中之鳖”，然后再回过头来收拾大陆上的残局。
先说说杨杰这个人，那可是民国军事圈里的一个“怪才”。 他跟当时大部分的将领都不一样。别人是靠着黄埔军校的师生关系，或者拉帮结派往上爬，杨杰呢？他是靠着硬核的业务能力，一步步干出来的。 他的军事理论水平有多高？这么说吧，蒋介石的“心头肉”陈诚、胡宗南他们，见了他都得恭恭敬敬地叫一声“老师”。他当陆军大学校长的时候，培养出来的将星，能组成小半个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层。就连斯大林，在莫斯科见了他之后，都忍不住赞叹：“杨杰不仅是位军事家，更是一位真正的战略家。” 1948年，杨杰的身份已经非常特殊。他既是国民党的前高官，又是民革的中央执行委员，事实上已经成了我党的统战对象和亲密朋友。所以，他向我方提出这个“先打台湾”的构想，就不是什么“叛变”，而是一个爱国将领在国家命运的十字路口，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选择。 杨杰的逻辑是，与其让老蒋舒舒服服地把黄金、人才、军队都转移到台湾，不如直接来个釜底抽薪。 第一，蒋介石将无路可退。 没了台湾这个最后的避风港，国民党残余势力只能在大陆上做困兽之斗，或者流亡海外，根本不可能形成一个有威胁的政治实体。这就能从根子上避免国家分裂的长期局面。 第二，国民党内部会瞬间土崩瓦解。 大陆上的国军将领们一看后路被断，最高领袖都成了光杆司令，那还打个什么劲？投诚、起义会成为主流，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将大大缩短，无数人的生命和财产可以被挽救。 这个构想，充满了惊人的想象力和战略远见。 它跳出了当时“一城一地”得失的局限，直接瞄准了战争的终局。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这个石破天惊的计划，最终没有被采纳。 首先，最大的难题是“硬件”不行。 但在1948年，人民解放军还是一支“旱鸭子”部队。别说大规模渡海登陆了，就连像样的军舰都没几艘。组织几万甚至十几万大军跨越台湾海峡，需要成千上万的船只，需要制海权和制空权，更需要周密的后勤保障和专业的两栖作战经验。这些，当时的我军几乎是空白。 后来的金门战役就是个惨痛的教训。我们的登陆部队英勇无畏，但因为对海战规律认识不足，船只被毁，后援不继，最终导致了失利。这还是在近在咫尺的金门，更何况是更宽阔的台湾海峡？主席和中央军委必须考虑到，这一步棋如果走不好，那可是要把华野的精锐给搭进去，风险太大了。 其次，当时的战略重心仍在大陆。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蓄势待发，这是关系到能否彻底消灭国民党主力的决战。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分兵去执行一个充满变数的跨海任务，在军事上是不明智的。必须先解决掉眼前最主要的敌人，先拿下大陆，这才是最稳妥的办法。 1949年9月，就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前夜，蒋介石下达了必杀令。特务们冲进了杨杰在香港的寓所，这位一生研究如何保家卫国、奔走呼号以求和平的军事家，最终没有倒在战场上，却惨死在了自己人的暗杀之下。 周恩来总理听闻噩耗，痛心疾首地说：“耿光（杨杰的字）若在，西南解放可少流血。” 这句话，道尽了无尽的惋惜。 杨杰的故事告诉我们，在时代的洪流中，总有一些先知先觉者。他们用超越时代的眼光洞察未来，并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去扭转乾坤。他们或许会失败，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但他们提出的问题，留下的思考，却会长久地在历史的天空中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