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3月，广西边防某团王营长的妻子程玲玲，经部队批准，在驻地小镇开了一家小饭馆。说是饭馆，其实也就是给过往之人下碗面条、炒个小菜之类的，仅有几张桌子罢了。时间一长，镇上的人都称她为“玲玲嫂子”。 1976年春天，广西边境线上那风啊，刮得跟刀子似的。就在那么个小镇上，一个叫程玲玲的军嫂，开了家小饭馆。她男人是边防团的王营长，这饭馆，是部队特批的。 为啥特批？一来方便过路的战士和乡亲们有口热饭吃，二来，也能给家里添点收入。 程玲玲的饭馆，说白了就是个夫妻店，不，连夫妻店都算不上，就她一个人撑着。几张破旧的木桌子，一口大铁锅，一个泥巴糊的灶台。每天天不亮，整个小镇还在沉睡，程玲玲就得起来，院子里“邦邦邦”劈柴的声音，就是小镇最早的闹钟。 开张那天，第一个客人是个刚下哨的小战士，冻得跟个鹌鹑似的，一头扎进来就喊：“嫂子，有热乎的没？”程玲玲二话不说，麻利地给他下了一碗热汤面，还卧了个荷包蛋。那年头，鸡蛋可是稀罕物，是她用两尺布票跟老乡换的。小战士吃得满头大汗，掏出两毛五分钱和三两粮票，多的钱硬是不要找，说下次还来。 就这么着，“玲玲饭馆”火了。不是说生意多好，而是那份人情味儿。巡逻的兵路过，进来喝碗汤；赶集的乡亲，揣着几毛钱来炒个素菜，就着自带的窝头吃。程玲玲总会多给一勺菜汤，笑着说：“泡着吃，香！” 程玲玲的饭馆能开起来，靠的是什么？ 不是资本，更不是商业模式。在那个人情和票证同样重要的年代，她靠的是一种最朴素的“社会信用”。她的信用，是丈夫王营长的军功章，是部队的批准文件，更是她自己那双能擀出筋道面条、能炒出锅气小菜的勤劳的手。 缺面粉了，炊事班长偷偷塞给她一小袋；缺盐了，供销社老李乐意用盐换她烙的饼。这种人与人之间基于信任的“等价交换”，比今天我们扫码支付要复杂，但也暖和得多。 这间小饭馆，成了那个艰苦年代里一个“暖和的窝”。一个老兵吃了她的面，感慨地说：“嫂子，这面下肚，比穿件棉袄都暖和。”这句话，就是对“玲玲嫂子”和她的小饭馆最高的评价。 现在谁还这样？ 还真有。 前段时间，一篇重庆日报的报道，说的是綦江石壕镇有个叫“红军桥”的地方。有个叫陈文涛的汉子，接替他去世的哥哥，成了新一代的义务守桥人。他哥哥陈文全，一座桥，守了整整43年，风雨无阻，不拿一分钱工资。 这地方，是1935年红一军团长征路过的地方。当地人对红军有感情，守桥，就像守着自家的根。陈文涛说，他们祖祖辈辈都住这儿，是“天然的守桥人”。不光他，全村2580多口人，个个都是守桥人。下暴雨了，大家会一起去检查桥梁；节假日游客多了，村里的党员、年轻人，甚至在外地上大学的学生，都会主动跑来当志愿者，当讲解员。 当地一位叫赵福乾的老同志，讲起他家的往事，说他爷爷奶奶当年就在红军驻扎地附近开了家小饭馆，跟红军打过交道。他说：“只有红军给钱，还讲礼貌。” 无论是70年代边防线上的“玲玲嫂子”，还是30年代红军路过的无名饭馆，亦或是今天仍在默默守护红军桥的陈文涛们。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共同的东西，那就是一种不为钱、不为名，但求心安，但求为大伙儿做点事的朴素精神。这种精神，就像那座红军桥，历经风雨，依然坚固。它构建的，是一个有人情、有信任、有温度的社会。 从“玲玲嫂子”到“守桥人”，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传承。但另一面，我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些当下的尴尬。 就在前几个月，我看到几个新闻，心里五味杂陈。 一个姓李的哥们儿，因为盗窃坐了6年牢。出来后洗心革面，想送外卖自食其力。结果呢？在手机上申请，平台系统一查，有前科，直接拒绝。连一个靠力气吃饭的机会，都被一个冰冷的大数据系统给否了。 还有一个姓刘的朋友，抢劫罪判了12年。出狱后想开个小饭馆，就跟当年的“玲玲嫂子”一样。结果去工商注册，被告知他还有两年“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刑没执行完，不能当法人。 这些事，让我一下子从“玲玲嫂子”的温暖故事里惊醒过来。今天的社会，规则越来越细，系统越来越智能，大数据能把每个人分析得明明白白。这当然是进步，它高效、安全、精准。但有时候，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少了什么呢？可能就是当年部队领导对程玲玲说“行，你干吧”的那份担当和变通；可能就是炊事班长偷偷塞给她一袋面的那份“违规”的温暖；可能就是乡亲们可以用一张奖状换土豆的那份灵活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