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位老妇人请“汉奸”侄子吃饭，突然压低声音道“孩子，给我弄300发子弹。汉奸一瞪眼：“你要子弹干啥？”“给八路军。”汉奸啪的一拍桌子，噌的一下，站起来：“你不想活了？” 1943年的威海，跟山东很多地方一样，是日军重点“扫荡”的区域。城里是日本人的天下，城外，就是咱们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双方斗争得那叫一个激烈，跟拉锯似的，今天你占个村，明天我拔个点。 江亚浮这个警察督察长，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滋润”。穿着笔挺的制服，出入有车，前呼后拥，在威海城里是响当当的人物。日本人器重他，伪政府里的人巴结他。很多人都觉得，这江亚浮，是铁了心要跟着日本人一条道走到黑了。 然而有一天，乡下的姑母刘清侠托人带话，说想他了，让他回家吃顿饭。 那天，姑母准备了一桌家常菜。饭桌上，姑侄俩聊着家常，谁也没提别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屋里没外人了，姑母刘清侠突然把声音压得像蚊子哼哼，凑到江亚浮耳边：“亚浮，孩子，姑母求你个事。” 江亚浮心里一紧，来了。 “你能不能……给姑弄点子弹？三百发就行。” 江亚浮当时脑子“嗡”的一下，筷子都差点掉了。他瞪着眼，盯着姑母：“你要子弹干啥？”他心里已经猜到七八分，但还是不敢相信。 姑母看着他，眼神异常坚定，一字一句地说：“给八路军。” 这五个字，就像一颗炸雷，在江亚浮耳边炸开。他“啪”的一声把筷子拍在桌上，猛地站起来，脸涨得通红，冲着姑母就吼：“你是不是不想活了？你知道你在说啥吗？这事要是传出去，咱们全家都得掉脑袋！” 姑母被他这一下吓得不轻，愣在那儿，眼圈慢慢红了。 他几步走到门口，探头往外瞧了瞧，又赶紧把门窗都关严实。然后，他回到桌边，一屁股坐下，声音也压得极低，但语气里满是急切和后怕：“姑，我的亲姑奶奶，这种事你怎么敢在家里说？你知道这周围有多少日本人的眼线吗？” 原来，江亚浮的勃然大怒，全是演戏。他不是怕姑母连累自己，他是怕姑母和全家的安危！ 江亚浮的真实身份，根本不是什么汉奸。他是我党插入敌人心脏的一名地下工作者。他的任务，就是利用这个“汉奸”身份，为我党我军获取情报、输送物资。 所以，当姑母说出“给八路军”那五个字时，他第一反应是震惊和恐惧。震惊的是，姑母一个普通农妇，怎么会和八路军联系上，还敢揽下这么危险的活儿？恐惧的是，这个秘密一旦处理不好，后果不堪设想。 他的发火，是一种下意识的自我保护，更是对亲人的保护。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提醒姑母，这件事的风险有多大。 姑母看着侄子紧张的样子，也渐渐明白了。她小声说：“是咱们村的抗日游击队，他们实在缺弹药了，跟日本人打了好几仗，枪都快成烧火棍了。我想着你……有这个门路……” 江亚浮沉默了。他知道，根据地的同志们，过得有多苦。每一颗子弹，都可能换回一条战士的命。 他这个在敌人心脏里“享福”的地下党，心里比谁都煎熬。 他长叹一口气，对姑母说：“姑，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子弹的事，我想办法。但是，你绝对不能再跟任何人提起。” 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三天后，你到城南的乱石岗，我让人把东西放那儿。” 江亚浮每天游走在刀尖上。白天，他要对日本人和汉奸们笑脸相迎，晚上，他要在夜深人静时整理情报，心里绷着一根比钢丝还紧的弦。他承受的，不光是生命的危险，更是来自同胞的误解和唾骂。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有时候比死亡更可怕。 而像刘清侠这样的普通老百姓，她不懂什么大道理，但她知道谁是真正打鬼子、为穷人办事的队伍。她冒着杀头的风险，只为给八路军弄点子弹。这种朴素的爱国情感，才是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百折不挠、浴火重生的根基。 。 江亚浮的故事后来怎么样了？ 他继续潜伏，利用职务之便，为我党提供了大量关键情报，营救了许多被捕的同志，直到迎来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身份才被公开，那些曾经骂过他的人，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离谱。江亚浮后来在公安战线上工作，安然度过了晚年。 它照见了我们民族在危难时刻，迸发出的那种惊人勇气和智慧。一个督察长，一个老太太，在日伪统治的核心区，完成了一次教科书式的里应外合。靠的是什么？是深入骨髓的民族大义和亲情信任。 我们今天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有无数个像他一样的先辈，在当年我们看不到的角落，替我们负重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