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大屠杀中保护了无数人的魏特琳女士也是受害者之一，离开南京一年后，精神崩溃自杀在家中。 1937年南京城破时，身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导主任的魏特琳收到了第四封美国大使馆的撤离通知。这个已经在中国生活了 23 年的传教士，在通知上写下 “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 她心里清楚，这所位于安全区边缘的女子学院，是城里上万名妇女儿童最后的避难所。 她指挥师生在校园里铺开巨大的美国国旗，把 “美国学校” 的木牌钉在最显眼的位置，用并不坚实的屏障筑起一道防线。 明妮·魏特琳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这里是南京最安全的地方”。 那些日子里，她每天要在校园里来回奔跑几十趟，常常是刚把一批日本兵从东校门赶走，又要冲向西门阻止另一伙施暴者。 当日军闯入校园要求征用场地，这位康奈尔大学毕业的学者用中文厉声喝止，被枪托击中腰部仍不退让。 在日军进城后的两个多月里，魏特琳的日记成了这段黑暗历史的见证者。她在烛光下写下的文字里，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密密麻麻的记录。 今天又有多少妇女被抢走，哪个角落藏着需要保护的女孩，厨房的粮食还能撑几天。她记录过在 房间救下被按住的姑娘，也写过看到日军抢走难民仅有的棉衣时的无力感。 那些深夜里传来的哭喊声，那些被刺刀划破的门窗，那些绝望又带着一丝希望的眼神，像钉子一样扎进她的心里。 为了保护年轻女性，她把她们藏进阁楼的储藏室，自己则坐在楼梯口彻夜不眠，手里紧紧攥着那面小小的美国国旗。 她建立的难民登记系统详细记录每位女性的信息，这种现代档案管理方式让日军难以通过简单盘查带走女性。幸存者李秀英回忆：“魏特琳小姐的名单，是我们的护身符。” 但真正让人震撼的，是她对战争规则的颠覆性理解。在传统认知中，女性是战争的受害者，但魏特琳将她们视为战争的见证者。 她要求每位难民写下遭遇，这些手稿后来成为东京审判的重要证据。这种将个体创伤转化为历史记忆的自觉，比单纯的保护更具深远意义。 当魏特琳1940年被迫返回美国时，她已不是那个在校园里种玫瑰的优雅教师。体重暴跌至37公斤，右手因长期握枪留下震颤后遗症，更严重的是，她开始出现幻觉。 她常常在深夜惊醒，以为又听到了难民的呼救声；看到街上穿制服的人，就会下意识地想要护住什么。 医生说她的脑海里不断闪回那些可怕的画面，就像电影片段一样循环播放。她尝试过重新拿起书本，甚至计划重返中国，但身体里的创伤像一个不断扩大的黑洞，吞噬着她的意志。 1941 年 5 月 14 日，魏特琳在寓所打开煤气阀。遗书中她写道：“太累了，想回到金陵的姐妹们身边。” 如今在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里，魏特琳的雕像静静立在草坪上，常有学生来献花。 她当年记录的日记已经被翻译成多种文字，那些平实的文字里藏着的勇气和善良，让更多人知道战争中不仅有暴行，还有人性的光辉。 她的故事让人明白，那些在黑暗中选择挺身而出的人，往往要独自承担最沉重的精神代价。魏特琳不是天生的英雄，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性，却在最残酷的环境里，用自己的方式守住了人性的底线。 参考资料：魏特琳也是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新书《永生金陵：魏特琳传》关注战争创伤·现代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