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年周福明儿子生病，毛主席拿出500元：这是给孩子的，你不用还 “1963年3月22日上午九点，你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毛主席放下电报稿，抬头问站在门口的理发师周福明。门关上，瞬间安静。周福明低声嗯了一声，却没接茬。他嗓子发紧，半天挤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那几天，北京乍暖还寒。周福明原以为自己的小日子正往蒸蒸日上走：妻子与两岁的儿子北上团聚，60元月薪虽然不多，买个煤饼、添件棉衣，日子也算周全。可凌晨一场高烧把孩子送进了协和医院——败血症，进口链霉素针剂，每天费用像跳字电表一样往上蹿。医生的话很直白：“钱不到位，药开不动。”这一刀下去，比北风更凉。 他不敢对毛主席说实情，只能请假。医院走廊里，他捏着病例单跑前跑后，心里盘算着向谁开口借钱。亲戚分散在江浙，来信来回要半个月；同事们工资都紧，借三五十已经是极限。折腾两天，只凑了区区一百多元，杯水车薪。 第三天下午，理发室缺人。警卫处电话打过来催，他只得硬着头皮回中南海。理发刀起落，毛主席透过镜子细看他的神情：“小周，手抖得厉害，家里到底怎么了？”这一次他瞒不住了，简短交代：孩子急症，需要进口药。说完埋头收拾毛巾，不敢再看镜子。 “败血症？来人！”毛主席把话筒往桌上一放，让秘书去自己稿费账户取钱。十分钟后，信封递到周福明手里，鼓鼓的。毛主席用商量的语气却说着不容推辞的话：“五百元，全额付药费。给孩子命要紧，你不用还。”一句不用还，四个字像一把钝刀，往周福明心口慢慢割，疼，却暖。 他知道主席对钱看得极紧。稿费多年来大半都捐给贫困地区学校，连灯油都掰着算。给工作人员私人用钱，这还是头一遭。周福明把信封贴在胸口，鼻子发酸，回医院直接把钱交到住院处。药剂科火速拿到凭据，连夜调配链霉素。七天过后，体温降到三十七度；十天后，血象趋于正常。医生拍拍他的肩膀：“再晚两天，人就危险了。” 周福明悬着的心落了地，却还惦记那五百元。他盘算着日后省吃俭用一定要偿还。可毛主席一句“账就此清了”堵住回旋空间。几个月后毛主席瞧见周福明口袋里的零钱本，随手翻了翻，笑道：“又记账？别算那一笔，孩子活着，比什么都值钱。”这句话，他记到老。 时间往前翻四年。1959年12月26日，杭州柳浪闻莺招待所，毛主席生日。南方空气湿冷，主席头发微乱，需要修理。地方干部在街头打听到“周家理发店有个年轻小伙儿手稳、剃刀快”，于是将周福明紧急请到现场。第一次服务时，他专心得连手心出汗都顾不上擦；主席却怕他紧张，不断用方言与他闲聊，“福明”两字来来回回念了好几遍。理完发，主席照镜子，很满意。仅三个月，这位“小周”便被调进北京。 到北京后，理发工作固定在每周二、周六。其余时间，他跟卫士排班站岗。毛主席觉得年轻人闲着难免荒废，便让他抽空读点历史书，“手艺不丢，脑子也要跟上”。周福明心里清楚，主席这是在提携。 1966年，周福明被查出转氨酶指数超过正常值数倍，疑似肝炎。一旦确诊，他必须离开核心工作区域，以防传染。得知检查结果，他主动提出暂时离岗治疗。毛主席摆摆手：“还没到下结论那一步，边治边干，别慌。”几句轻描淡写的话，给了他莫大宽慰。半年调理，指数逐渐回落，肝炎阴影也散了。 进入七十年代，毛主席身体日益衰弱。白内障、支气管炎轮番折磨。1975年春，唐由之医生用针拨法为主席恢复部分视力。那阵子，中南海专门改造沙发坐垫，加蜂窝孔透气防滑，设计者正是周福明与几位警卫。他们看得见主席一点细微不适，就会琢磨怎么解决。主席试坐后直说舒服，要他们“也给总理送几块去”。 1976年9月8日凌晨，周福明值班。主席醒来想要了解日本政局，嘴唇微动却发不出声。他递上纸笔，主席颤抖划了三道，又敲三下。周福明立刻会意，去翻译新京报关于三木武夫组阁的内参。文件放到床头，主席点头闭眼。谁也没想到，这就是老人家生前最后的交代。 9月9日凌晨，汪东兴通知周福明：“准备一下，为主席理最后一次发。”灯光昏黄，他跪在床前，剃刀贴着皮肤走得极慢。他怕手抖，又怕时间快。一寸寸推，汗水混着泪水落在地板。头发理顺，胡子刮净，他端来温水，像往常那样替主席擦脸。只是他明白，那个会拍拍自己手臂说“小周辛苦”的人，再也不会开口了。 从那天起，剃刀被封进黑色木匣。周福明说，不给别人理，一刀一寸，都是对老首长的记忆。2017年，他破例为韶山纪念馆的主席蜡像修整发型。握刀那一刻，手指依旧稳，却多了微微颤。理完后，他轻声说：“主席，还是原来的样子。”没人回答，他抬头看了看天，默默收刀。 2022年4月4日凌晨，北京协和医院。87岁的周福明合上双眼，家人整理遗物时在抽屉发现一本旧账本。第一页写着：1963年3月——500元——“孩子的命”。后面再无任何记账。周福明没还那笔钱，他用此生最稳的手，为捐躯一生的老人守护发须十七年。那，就是他给出的全部回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