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38军驻地来了一位农民，他颤抖着打开一本小学课本，指着里面的一篇课文说，他就是文章里那个牺牲在抗美援朝的烈士。 说起李玉安的故事，得从1950年那个冬天的松骨峰说起。 他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要像一把钢刀插进敌后，拦住南逃的美军第二师第九团。 等他们踩着没过脚踝的冻土赶到山岗，美军的坦克履带已经碾得地面咚咚发颤，老远就能听见发动机的轰鸣声。 那山岗光秃秃的，连棵能挡子弹的树都没有，100多个志愿军揣着步枪、机枪和手榴弹，要面对的是十几架盘旋的飞机、几十门吐着火舌的大炮和几十辆像铁疙瘩似的坦克。 这哪是打仗，分明是用肉身子去撞钢铁洪流。 李玉安是副班长，美军的炮弹呼啸着砸下来，冻土块和碎石子溅得满脸都是，他抱着炸药包猫着腰往坦克底下钻，裤腿被弹片划开个大口子，血顺着小腿往下淌都没顾上擦。 后来子弹打光了，他捡起牺牲战友的刺刀，光着膀子冲进敌群，刺刀捅弯了就用枪托砸，枪托断了就抱住敌人摔跤、扭打。 打到后来，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他抹了把脸上混着血和泥的汗水，捡起牺牲排长的指挥旗，带领剩下的战士们继续战斗。 这场仗从清晨打到午后，8个小时里打退了5次反扑，600多具美军尸体留在了山岗下，志愿军最终把那条逃路死死堵住，为后面的大部队围歼敌人争取了关键时间。 战后部队写军史，记下了“李玉安打完最后一排子弹，和战友端着空枪冲入敌群，全部牺牲”的字句。 作家魏巍去前线采访，把这场战斗写进了《谁是最可爱的人》，里头特意提到松骨峰13烈士，李玉安的名字就在其中。 这篇文章后来进了中小学课本，全国人都知道，有个叫李玉安的英雄，在松骨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可没人知道，这个“烈士”其实还活着，子弹从前胸穿过去的时候，他只觉得眼前一黑，像被人用大锤砸了一下，然后就栽倒在尸堆里。 半夜里，山风把他冻醒，胸口的血已经冻成了硬邦邦的冰碴，他想动，可胳膊腿像不是自己的，只能眯着眼瞅着天上的星星。 这时候，一个朝鲜人民军的司号员背着铜号路过，借着月光发现他还有口气，赶紧解下绑腿把他捆在背上，深一脚浅一脚往后方跑。 后来被志愿军收容队救起，医生说他伤得太重，能不能活下来全看命，等他从昏迷中彻底醒过来，已经是半年后，身上的伤好了大半，可左边身子总不利索，抬胳膊都费劲。 1952年夏天，他揣着一张简单的履历表回了黑龙江巴彦县。 表上就写着“讨过饭，扛过5年活，打过仗、跨过江、负过伤”，那些在四平会战立的一等功、辽西会战立的大功，还有松骨峰那场仗的特等功，一个字没提。 到了兴隆镇粮库，李玉安成了最普通的工人，当警卫班长那阵，他每天天不亮就绕着粮库巡逻，麻袋片缝的手套磨破了好几双，露出的手指头冻得通红。 后来管检斤，他拿着杆大秤，每天蹲在粮堆旁，一袋袋过秤、记账，5000万公斤粮食从他手里过，秤杆压得再弯，数儿也从没差过一星半点。 当《谁是最可爱的人》成了家喻户晓的文章，有人拿着课本找到他，指着“李玉安”三个字问“你是不是文章里的李玉安”。 他总是笑笑，指着自己胳膊上的疤说“你看我这模样，哪像英雄啊，重名的多着呢”。 粮库好几次要给他调工资、分新房，他都推给了别人，有回领导硬把调房指标塞给他，他第二天就给送回去了，说“别人比我更需要”。 自己带着一家老小住在低矮的草坯房里，一住就是30年。 直到1990年春天，66岁的李玉安揣着残疾证和一本翻得卷了边的初中课本，找到了当年的部队。 小儿子想参军，他没托关系，就想让部队看看，自己这个“老骨头”的儿子，也能像当年的战友们一样扛枪。 到了部队驻地，他摩挲着课本里《谁是最可爱的人》那一页，指着“李玉安”三个字，对部队同志说“我就是他”。 当时在场的人都愣住了，谁也没想到，课本里的烈士竟然还活着，而且当了几十年普通工人。 消息传出去，全国都炸了锅，记者扛着相机往他家跑，他还是那副模样，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说“我没啥可说的，都是应该做的”。 在李玉安心里，松骨峰上那些炸坦克时被炮弹掀飞的战友，拼刺刀时被捅穿肚子的兄弟，还有那些连名字都没留下的兵，才是真该被记住的人。 他们把命留在了那儿，自己能活着回来，能有份活儿干，能看着孩子长大，就已经是天大的福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