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卖府：一座王府的落幕与一个时代的转身 1950年，28岁就退休在家的清朝摄政王载沣，晚年以90万斤小米的价格卖掉了曾经代表着皇族荣耀的醇亲王府。 那年的北京刚开春，胡同里还飘着煤烟味。载沣穿着件半旧的棉袍，站在王府门前的石狮子旁，看着工人往马车上搬东西。门楼上的“醇亲王府”匾额已经被卸了下来，露出斑驳的木痕，像块被啃过的骨头。他想起1908年自己当摄政王时，这里车水马龙，大臣们弓着腰往里走，马蹄子在青石板上敲出的脆响，能传到三条街外。 买主是重工业部。来谈价钱的干部穿着灰布中山装，手里拿着算盘，噼啪打得山响。“90万斤小米，按现在的市价，够寻常人家吃几十年了。”干部说话直来直去，不像当年的太监那样会绕弯子。载沣没讨价还价，只是指了指东跨院的那棵老槐树：“那树别砍，是老太后赐的。”干部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了一笔。 府里的东西早就搬空了。光绪皇帝用过的龙椅，溥仪小时候玩的西洋钟，还有满屋子的古籍字画，有的被溥仪带到了长春，有的在战乱中丢了，剩下的几件，载沣让儿子溥任打包，送到了故宫博物院。最后走的时候，他从怀里摸出把铜钥匙，是当年他亲手锁上王府大门的那把，如今递给了干部，钥匙链上的翡翠坠子磕在掌心，凉丝丝的。 搬到胡同里的四合院那天，街坊们都来看热闹。有人说这就是当年权倾朝野的摄政王，有人扒着门缝看他家的摆设——一张掉漆的八仙桌，两把藤椅，墙上挂着幅齐白石的虾，还是早年人家送的。载沣每天早上提着鸟笼去遛弯，遇见谁都点头笑，有人喊他“王爷”，他摆摆手：“别叫那名儿，早过去了。” 其实日子过得并不宽裕。王府的地租早就收不上来了，家里几十口人要吃饭，溥任办的竞业小学还等着钱买课本。载沣把自己的朝珠、玉佩都拿去琉璃厂当了，掌柜的知道他是谁，给的价钱总比别人高些，他却非要按市价算，说“如今讲究平等”。有回溥任说学校缺桌椅，他二话不说，把家里的红木家具劈了，改成了课桌椅，木渣子溅了一身也不在乎。 有人背后议论，说前清的王爷落到这步田地，够惨的。载沣听见了，也不生气。他常坐在藤椅上看报纸，看到解放军过长江的消息，就摘下老花镜叹口气：“这天下，终究是百姓的。”他想起1911年自己下罪己诏的那天，也是这样的春天，府里的海棠开得正艳，他却觉得浑身发冷，如今倒踏实了，不用再操心军费、教案，不用再看列强的脸色。 1951年冬天，载沣得了风寒，躺在床上，溥任给他熬药。他拉着儿子的手说：“那王府卖得值，换回来的小米，能让更多人吃饱饭。”说话间，窗外飘起了雪，像极了他刚当摄政王那年的雪，只是这一次，雪落在寻常百姓的屋顶上，落在新开的工厂烟囱上，落在不再有龙旗飘扬的街道上，安安静静的。 这座王府后来成了重工业部的办公地，老槐树还在，枝繁叶茂的。有人说，夏天的时候，树下总能看到个穿棉袍的老人在打盹，走近了却又不见了，像是谁的念想，留在了那片曾经属于他的土地上。 参考资料：《醇亲王载沣日记》、《晚清宫廷见闻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