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厦门审讯室，灯泡在头顶滋滋作响。毛森捏着烟的手晃了晃，猩红的火点在刘惜芬锁骨处留下焦黑印记。“说不说？”他吐着烟圈，刀刃挑开她旗袍的盘扣。这位白天在博爱医院换药、夜晚在舞场周旋的女子，此刻白大褂被扯得稀烂，却偏着头啐了口血沫：“你们这群人，配听真话？” 没人知道，这个在舞场里能笑着周旋于国民党军官之间的女子，兜里总揣着块带药味的手帕——那是给贫民窟里的孩子擦脓疮用的。刘惜芬生在厦门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早逝后，母亲带着她和弟弟摆烟摊度日。16岁那年，她看到日本兵在街上抢走摊上的烟，还把母亲推倒在地，攥着拳头躲在墙角哭，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得让这日子变个样。 后来她考进博爱医院当护士，白天给伤员换药，晚上就去夜校学文化。进步教师讲的“人人平等”“解放劳苦大众”，像光一样照进她心里。1946年，她秘密加入组织，成了地下交通员。她的护士身份是最好的掩护：给伤员换药时，能悄悄从绷带里抽出情报；去富人区出诊，能借着送药的机会，把国民党的布防图塞给接头人。有次给警察局长的太太打针，她假装失手把药水洒在局长的公文包上，趁擦水的功夫，看清了里面的搜捕名单，连夜通知了三位同志转移。 舞场是她后来开辟的“战场”。组织说，国民党的高官爱在这里应酬，能套出不少重要消息。她学着穿旗袍、跳交谊舞，高跟鞋磨破了脚，就贴块胶布继续跳。有次在“百乐门”，她陪一个军需官喝酒，听他吹嘘“下个月有三船军火运到鼓浪屿”，她强忍着酒劲，笑着给对方斟酒，心里早把时间、码头记了下来，散场后立刻传给组织——那批军火，最后被游击队截了个正着。 她不是不怕。有次接头时，差点被巡逻队发现，她抱着个刚满月的病婴，装作喂奶的母亲，才混了过去。回家后，她对着镜子看自己发抖的手，哭了半夜，可第二天照样系上护士围裙，笑着给病人打针。她在日记里写：“我怕黑，怕疼，怕再也见不到母亲和弟弟。可一想到那些在贫民窟里等死的孩子，那些被抓去当壮丁的青年，就觉得这点怕，算不了什么。” 被捕是因为叛徒出卖。1949年8月，离厦门解放只剩半个月，她刚给一位地下党员送完止痛药，就被埋伏的特务堵住。毛森知道她是“关键人物”，以为一个年轻女子经不起折磨，可他没料到，鞭子抽在背上，她咬着牙数“一、二、三”；灌辣椒水，她咳得撕心裂肺，吐出来的还是“不知道”。 审讯室里的灯泡炸了一次，换了新的又继续滋滋响。毛森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说“只要说出接头人，就让你去台湾，给你荣华富贵”。刘惜芬笑了，血顺着嘴角往下淌：“你们的荣华富贵，是用老百姓的骨头堆的，我嫌脏。” 9月19日，厦门解放的前一天，刘惜芬被押到鸿山脚下。她穿着那件被扯烂的白大褂，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对着围观的百姓喊：“别害怕，天亮了！”枪声响起时，她才25岁。后来人们在她的牢房里发现一张揉皱的纸，上面写着给母亲的话：“娘，我没给您丢脸，等解放了，记得给贫民窟的孩子们送点药。” 有人说，她本该有安稳的日子，当护士、嫁人、生儿育女。可她偏选了最险的路，用旗袍下的勇气、白大褂里的坚定，在黑暗里趟出了一条光的道。 你说，支撑着这些年轻的革命者，在酷刑面前不低头、在生死关头不退缩的，到底是对未来的憧憬，还是刻在骨子里的正义？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