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汉奸陈公博临刑前还不忘请求将日本天皇赠勋章随葬，结果一句话激怒法警，当场被怒斥：“赶紧上路！” 陈公博出生于1892年，广州人，家世颇为显赫。他的父亲是清朝广西提督，家中从不缺书香与权势。 他自幼聪颖，后来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那时正值新文化运动，他也曾是最早一批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可惜，这人聪明有余，骨气不足。 1921年，他作为广州代表参加中共一大，还是正式代表之一。会议还没开完，法租界突袭，他吓得带着老婆跑路，成了唯一一个中途退场的代表。 后来中共内部开除了他，他也不争不吵，索性转身投向国民党。 到了1922年，他又支持陈炯明叛乱，跟国民党内部搞分裂。这时候，他已经彻底放弃了理想，开始只为自己谋生路。 1925年，他靠着廖仲恺的关系再次上位，混进了国民党高层，紧紧抱住了汪精卫的大腿。但最惊人的还在后头。 1938年，抗战正艰难，他又一次站到了民族对立面。他跟着汪精卫跑到河内，向日军递话，主动提出“和平运动”，声称中国应当停止抵抗，接受日本的“新秩序”。 从那一刻起，他不再是党派的叛徒，而是民族的罪人。 1940年，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陈公博成了伪立法院院长。 尽管他本人私下对《中日基本关系条约》的苛刻卖国性质心存保留甚至表达过反对，但在汪精卫主导下，他依然亲自推动签订《中日基本关系条约》。 名义上是“和平条约”，实则是彻头彻尾的卖国协议。条约一出，大批资源输往日本，日军在中国的统治更加稳固。他还插手鸦片公卖，把国人的痛苦变成自己的财富。 到了1944年，汪精卫一死，陈公博如愿以偿，顺利接替了伪政权的头衔，成了“代主席”“行政院长”。从那一刻开始，他是真正意义上的“头号汉奸”。 日本天皇为表彰他的“忠诚”，亲自授予他“一等旭日大绶章”，这是当时日本授予外国人最高等级的勋章。 陈公博拿到勋章后，像宝贝一样供在家中，甚至还配了一块绒布盒子，专人打理。有人说，他当时已经不把自己当中国人看了。 1945年，日本投降。8月25日，陈公博带着妻子李励庄、秘书莫国康等七名亲信，偷偷从广州飞到日本，躲到了京都金阁寺旁的“望湖楼”旅馆。他改名换姓，想在那里苟活一世。 可惜天网恢恢。10月3日，他被日本政府引渡回国，关进了苏州的老虎桥监狱。这一次，他无路可逃。到了1946年4月12日，江苏高等法院正式开庭审判陈公博。 判词写得很清楚：“通敌谋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没收全部财产，仅留家属生活费。” 与一些传言不同，陈公博并未放弃辩护权。法庭为他指定了律师高溶进行辩护。高溶在法庭上以“缓冲沦陷区元气，以待中央接收”等论调为陈公博辩解，试图减轻其罪责。 此外，陈公博为求生路，还写了一份三万字的《自白书》，并另撰《致蒋先生书》，极力辩解自己维持南京秩序，曾秘密联络重庆，试图向蒋介石表功求情，试图为自己辩解。 但这一切，连同辩护律师的努力，已经没人在乎了。 真正显露其心态的，是他在临刑前的表现。临刑前，陈公博在囚室中表现出对汪伪旧情的眷念。他曾将一把茶壶赠予同囚的汪精卫之妻陈璧君，并留言：“权作纪念，随汪先生去了。” 当走出牢房走向刑场时，氛围凝重压抑。也许是他对死亡的恐惧，也许是对曾经“荣光”的眷恋流露出来，身边的法警厉声催促道：“赶紧上路！” “砰”的一声，了结了他的一生。陈公博的尸体被草草埋在了上海公墓，没有碑，没有记号。他的家人也被限制活动，世人避之不及。 至于那枚他曾经珍视的日本天皇勋章和汪精卫的钢笔，最终没能随他入土，而是被当作反面教材，送进了历史资料馆。 这场枪决，不只是一次法律执行，更是一次民族立场的宣示。 抗战结束后，从1946年4月到10月，全国有369名汉奸被判死刑，陈公博是其中最知名的一个。他的死，象征着汪伪政权彻底覆灭，也警示着后人：背叛民族，终将付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