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年，李德以不适应延安生活为由欲返苏联，毛主席劝他：“苏联正搞大清洗，此时回去，恐有生命之忧，望你慎重考虑，”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出生在德国南部的一个小镇，父母早逝，少年时代在孤儿院长大，他的生活从一开始就不容易，孤儿院的生活让他比同龄人更早懂得社会的不公平，战时德国动荡不安，一战结束后，年轻的李德原本可以走上教书的安稳道路，但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他加入了德国共产党，成了一个地下活动的积极分子，他分发传单，组织罢工，也因此被警察盯上，1926年，他因为秘密行动被捕，被关了两年，后来同志们策划营救，趁押解途中将他救了出来，他逃到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系统学习军事理论，开始了他作为职业革命者的新阶段。 1932年，李德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他从苏联出发，经由满洲到哈尔滨，再转到上海的地下联络点，一路辗转，最终在1933年底抵达江西苏区，那时的中央苏区正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他带着苏联红军的作战经验，成了中共的高级军事顾问，他在苏区改名李德，迅速进入高层，受到博古的高度信任，不仅有专门住所，还有进口食品和香烟，在艰苦环境中显得格外特殊。 李德在苏区生活得不错，甚至还和一位女红军战士结婚，生了一个孩子，这在当时的红军队伍里很少见，他带来的苏联军事方法强调正面作战、阵地防御，但中国的地理条件、红军的装备和国民党的战术都和苏联完全不同，李德的战术在实际操作中接连失利，尤其是在广昌战役中，他坚持进行短促突击，结果造成红军每天伤亡上千人，面对失败，他没有承担全部责任，而是把问题归咎于前线将领执行不到位，这种做法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尤其是像彭德怀这样在前线打仗的指挥员，对李德的指挥意见极大。 1934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被迫撤出苏区，开始长征，李德坚持带着印刷机和大量文件，认为这些是革命的命根子，可是这些东西极大拖慢了行军速度，士兵们不仅要对付敌军，还得扛着沉重的设备翻山越岭，湘江战役中，红军损失惨重，从八万多骤减到三万左右，大量干部战死，形势极为危险。 1935年，红军到达贵州遵义，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成为中共历史的重大转折点，李德在这次会议中失去了军事指挥权，毛泽东的地位开始上升，虽然失去了权力，李德并没有离开，而是继续随军前进，他是唯一一个走完整个长征的外国人，在漫长的行军中，他放下了原来的架子，不再只是指导者，也开始和士兵们一起吃苦，有时还帮忙背伤员或行李，长征中的艰难超出常人想象，翻雪山、过草地，每一步都充满危险，而李德也在这个过程中开始重新认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 长征结束后，红军到达陕北，李德被安排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教军事课程，延安的条件远比江西更艰苦，冬天寒冷，夏天潮湿，住的是土窑洞，吃的是高粱米和野菜，李德身体本就不好，胃病频发，加上语言不通，教学进展缓慢，他逐渐感到自己与这场革命的距离越来越远，曾经的热情变成了疲惫和迷茫，1937年，他开始向党组织提出回苏联的申请，理由是身体不适和工作无法开展。 此时正值苏联大清洗的高峰期，大量共产国际成员被捕甚至被处决，李德虽然远在中国，但他也听说了莫斯科的动荡，他的许多德国同志已经失联，很多人一去不回，中共领导人意识到他若回苏联，可能会遭遇危险，毛泽东等人劝他暂缓返回，后来周恩来也发电报到共产国际总部，得到的回复是“现在返回将被审查”，李德收到这些信息后，虽然心中仍有不甘，但最终决定留下来，继续在延安工作。 他在延安继续从事教学和资料翻译工作，虽然已经不再参与军事决策，但仍认真负责，努力传授自己掌握的军事理论，他还协助整理红军长征的历史材料，把那些鲜为人知的细节记录下来，1939年，苏联局势稍微缓和，他终于再次申请回国，这次他和周恩来一起乘坐飞机离开延安，前往莫斯科，李德离开中国时，眼神复杂，或许他知道这一次离开，意味着自己再也不会回来。 回到苏联后，他被安排在莫斯科的外文出版社工作，主要负责翻译和编辑革命文献，他尽量避免卷入政治斗争，低调行事，二战爆发后，他被调往战俘营，以“瓦格纳同志”的身份对德国战俘进行思想教育，他擅长用逻辑和情感影响对方，目标不是获取情报，而是让战俘理解并接受共产主义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