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时隔30年，郑洞国将军的前妻陈碧莲跟他提出了复婚的请求，郑洞国沉思了片刻之后却选择了拒绝：“我的工资，还不够她10天花的……” 郑洞国出身湖南石门的一个普通农家，家境清贫，但他从小有志气，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成为周恩来等人共事过的学生，后来他投身军旅，参加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还在国共内战中担任要职，是国民党军中的中将，当年他指挥长城抗战、淞沪会战，都是硬仗，1948年，他作为守军将领，在长春被围困期间，最终选择投诚，成为少数一同走进新中国的前国军高级将领之一。 投诚后的郑洞国没有被边缘化，反而被安排担任政协委员等职务，参与国家事务，他住在北京，过着简朴的生活，一个月的工资维持全家的日常开销，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生活不算富裕，但对他而言，已是心安理得。 和陈碧莲的关系，要追溯到更早的年代，陈碧莲出身上海一个殷实家庭，家教良好，性格温柔，气质文雅，她嫁给郑洞国的时候，正值抗战时期，两人感情很深，那时候，郑洞国在前线打仗，陈碧莲则在后方支持，筹措物资、慰问部队，尽了不少力，夫妻俩一度被称为“模范军人家庭”，在部队中颇有名气。 但战争结束之后，现实的生活开始暴露出问题，陈碧莲习惯了精致生活，讲究穿戴和饮食，对金钱的使用也比较随性，而郑洞国从小受的是节俭教育，尤其是在军旅生涯中养成了勤俭自律的生活方式，这两种生活观念的冲突，逐渐成为夫妻之间越来越难以调和的矛盾。 1952年，郑洞国从哈尔滨被调往北京工作，他希望全家一同北上，但陈碧莲以身体不适、难耐北方寒冷为由，坚持留在上海，这一分居，就是一年的冷淡，1953年，陈碧莲寄来一纸离婚协议，没有多说原因，郑洞国也没有挽留，签字之后，两人就此各自生活。 之后的很多年，两人几乎没有联系，陈碧莲再婚，嫁给一位上海的商人，生活一度宽裕，然而，时代的风云变幻并不总如人愿，她的丈夫因为经济问题被判刑，家产被清算，从富太太跌落到普通人，而郑洞国在北京，虽然生活不算优渥，但衣食无忧，子孙满堂，还曾再婚，与第二任妻子顾贤娟相伴多年，生活平和安稳。 1972年，顾贤娟因病去世，郑洞国再次成为独居老人，消息传到上海，陈碧莲开始试图与郑家人联系，她对郑洞国的儿孙一直态度不错，大家也都还念着这位长辈的情分，她多次表示想与郑洞国复婚，并不是为了什么利益，只是希望晚年有人作伴。 儿孙们觉得，这也无可厚非，两位老人都年纪大了，能有个照应也好，但郑洞国始终没有松口，他不说狠话，不讲大道理，只是反复强调一点：她花钱太厉害，自己的生活节奏不想被打破。 在那个时代，一个退休官员每月的工资大约在两百多元，虽然称不上拮据，但也远谈不上富裕，郑洞国几十年养成的生活方式，是计算着用钱的，衣服穿旧了补补还穿，饭菜讲究节约，生活用度清清楚楚，他知道，如果让陈碧莲回来，这种规律会被打破，她过去的习惯，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他不想把自己晚年的生活，变成一场妥协。 这并不是说他对陈碧莲没有感情，事实上，离婚多年后，他还是偶尔托人送些东西过去，甚至在信中提到她的身体状况，叮嘱人带些滇红茶过去给她暖胃，只是，他不再愿意把这些关心放进婚姻里，他知道，婚姻，不只是情分，还有现实；不是同情，更是责任。 陈碧莲的生活越来越清贫，但她始终没有再婚，她晚年独居在上海，偶尔听说郑家消息，就托人带句话，她也多次表达过悔意，说当年太轻率，不知道珍惜，可时光一去不复返，曾经的选择也无法挽回。 1983年，复婚的请求被郑洞国明确拒绝，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只是家庭内部的一件小事，但在郑洞国看来，这却是他人生最后阶段的一次重要选择，他宁愿独居，也不愿打破生活的秩序，他不是冷酷的人，但他更不愿为一段早已改变的关系，付出新的代价。 1991年，郑洞国在北京去世，享年88岁，他的一生跨越了整个20世纪的大半个历史，从战火中的将军，到新中国的政协委员，最终归于平凡老人的身份，他守住了自己的底线，也守住了心中的那份秩序。 几年后，陈碧莲也在上海悄然离世，她临终前，曾对郑家的孩子们说，那二十年的婚姻生活，是她这一生最甜的日子，说完这句话，她闭上了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