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叶剑英，许世友，杨尚昆在一起，合影留念，美好的回忆！ 他们是我党优秀的领导人，慈祥善良，淳朴厚道，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虚怀若谷，和颜悦色，大智若愚！1979年6月，广东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习仲勋和叶剑英、许世友、杨尚昆手挽手走进会场。 1978年春天，广东热了起来，不是气候，是政治温度。 习仲勋南下这事，一开始没大张旗鼓，连广东本地的干部也有点摸不着头脑：老干部出山？中央试水？大家心里都悬着。可这个从延安走出来、又在沉寂中沉淀了十六年的老同志，一到广州没几天，就让周围人感觉这位书记不太一样。 讲话不用稿，调研不上行程单，鞋子踩着泥巴，饭菜也不挑剔。有人悄声说，这位“习老”是来真干的。 到任第一站，他不去省委机关，而是直接往最“火”的地方跑。 哪儿火？沙头角、宝安、珠海这些地方，因为临近港澳，不少人偷渡出去，那会儿叫“外逃”，是“反革命”的意思，抓回来得戴帽子、劳教。 习仲勋去了之后看见那些被押回来的年轻人，很多穿得破破烂烂，脸上没光，有的还带着孩子。他在常委会上拍桌子，说这不能叫“外逃”，是“外流”。 话一出，会议室里一片寂静，连记录的记者都愣了。 这在当时，可是犯大忌。可他就这么说了，也就这么做了。 不是他胆子大，而是他看得明白。 这些人不是要反对国家，是肚子填不饱饭，脑子想不开，才冒死跳海。 他说香港澳门本来就是中国的土地，跑过去的还是自己人，不该贴“敌人”标签。 那年夏天，他到深圳收容站，亲眼看见小小一间房里挤着上百人，有人甚至晕倒。 他回来就下令：把人放了，别再关。他不是一味放，而是提出更重要的一句话：“要让他们愿意留下，就得把内地搞好。”这一句，比无数表态都有力。 广东这块地，自古是做买卖的好地方。 靠着海，通着外，华侨多，信息灵，最怕的就是一刀切。 习仲勋心里明白，要想从根上解决问题，光靠说不行，得改制度，他看准广东的地理优势，一边稳住队伍，一边构思出路。 他不玩虚的，不喊口号，他亲自去宝安看、去珠海走，到港口码头蹲着看货船进出，和侨胞企业家唠家常。一天到晚像旋风似的到处跑。 省委干部都觉得这位书记太拼了，不像65岁的人，倒像刚提干的年轻人。 就在1979年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正式提出：“广东要先走一步。”他说得直白，也提了具体想法，想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立“贸易合作区”，名字还在琢磨中，有人建议叫“出口加工区”，也有人怕被批成“搞资本主义”。 他干脆带着问题去找邓。 邓一听，说还是叫“特区”好，咱们陕甘宁根据地当年就是特区。然后又补一句：“中央没钱，可以给你政策，你们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番话，一下子打开了局面。 有了“特区”这顶帽子，广东的改革开始有章可循。 很快，1979年7月，中央50号文件下来了，明确支持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深圳从此开始了它从边陲小镇到经济巨轮的漫长航程。 有了政策支持，习仲勋的脚步更快了。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把内地搞好，让人愿意回来。”在他推动下，广东开始尝试企业承包制、奖金制，还搞试点厂区让职工自己“算账”。 那时候，不少人说这搞法“像资本主义”，有人甚至向中央打报告，说广东跑偏了。 习仲勋一点没慌，亲自去清远看，看了之后一句话：“这办法好，全省推广。”他看中的是效率，是让工人手里有活干、兜里有钱装。 他有过“旧伤”，也知道政治风向的重要，所以每一步都走得谨慎又坚定。 他不搞铺张，不靠层层汇报，而是自己看、自己问，甚至有一次为了听真话，叫秘书陪他去菜市场买菜，边买边聊，问的是物价，听的是牢骚。 这不是作秀，他是真的想知道，老百姓日子过得咋样。 就在广东改革开始显山露水的时候，习仲勋却主动提出调离。 他说，他来是为了打开局面，现在路通了，就该给接班人机会。 他提出“三不”原则：一次性交班、不干预广东工作、五年内不回广东。 他甚至婉拒了兼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建议，他很清楚，改革这事，不能搞“个人工程”，得有人接棒，有空间试错。 接棒的是任仲夷，风格也不一样，但路是接着走下去了。 那几年，广东的干部们习惯了一种节奏：不等命令，先干了试试；不怕犯错，边干边改。他们一边看安徽包产到户的动静，一边跑到福建学招商引资，还拉着港商回乡投资。 广东成了全国的试验田，不是夸的，是实实在在的“先行一步”。 很多年后，习仲勋回忆这段时间，说得很轻描淡写：“我做的都是应该做的事。”可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不是轻易说出来的话。 他在广东，不止是推动改革的人，更是一个改了“改法”的人。 有人说他大智若愚，说他总是笑眯眯的，不争不抢。 可历史没忘，正是那个笑得憨厚的老人，用几句不动声色的话，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命运轨迹。 他不在台上喊话，却在台下动脑。 他让广东这个“边角料”，变成了国家改革开放的门面。这门一旦打开，风就再也关不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