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名50多岁的日本女子，领着5个孩子，去郭沫若家敲门。郭沫若妻子于立群，一脸惊讶地问：“你找谁？”那个女人生硬地回答：“郭沫若。”屋里的郭沫若，听见声音快步走出来，竟呆呆地愣在原地。 佐藤富子，这个他以为早已湮没在战火中的日本妻子，竟穿越十一年时空站在眼前，身后站着他们共同的五个子女。 此刻的沉默比任何质问都更具穿透力，二十年前在圣路加医院的初遇仿佛就在昨日：彼时郭沫若为病逝友人领取X光片，被护士佐藤富子眉宇间的“圣洁之光”所震撼。 出身武士世家的富子为反抗家族联姻逃至东京当护士，而困于包办婚姻的郭沫若正饱受神经衰弱折磨，两颗叛逆的灵魂在书信往来中迅速靠近。 四个月后，富子毅然辞去工作赴冈山与他同居，为此断绝了与北海道名门家族的关系。 这段被郭沫若称为“救赎我疯狂人生”的恋情，最初确实充满诗意。他给她取名“郭安娜”，称其灵魂已入中国籍；她则化身贤妻良母，典当冬衣供丈夫写作，在狭小庭院种菜养鸡维系生计。 当郭沫若因《女神》诗集震动文坛时，富子正怀抱着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全然不知命运的暗涌已悄然逼近。 1937年卢沟桥事变成为情感的分水岭。7月25日凌晨，郭沫若在熟睡的富子额间印下最后一吻，秘密登上回国的轮船。 他或许自认是“别妇抛雏”的悲壮英雄，却留给富子更为残酷的现实：日本宪兵将她逮捕拷打，逼问郭沫若下落，这位柔弱的护士展现出武士后裔的刚烈，始终未吐露半字。 带着五个孩子蜷缩在战后的废墟里，她靠变卖衣物度日，却始终保存着丈夫的《歌德全集》——直到某天为换口粮，这本象征知识分子的珍藏只当得五角钱。 1945年日本投降，富子立即申请放弃日本国籍准备赴华，这份执念在两年后化为穿越怒涛的航行。 当她终于站在香港的洋房前，开门的却是抱着婴儿的于立群，屋内还有四个探头探脑的孩子。历史在此刻显露出荒诞的褶皱：郭沫若与富子分别十一年，却与于立群生育了五个子女，时间线重叠得密不透风。 回望富子的人生轨迹，其坚韧远超常人想象。武士家族的叛逆基因让她逃离包办婚姻，同样基因支撑她熬过宪兵队的刑讯；为爱情割舍贵族身份后，又能在大连街头靠缝补供养五个孩子全部成才。 1994年，享年101岁的她于上海溘然长逝。她在遗嘱中，将500万日元的全部积蓄捐赠给中国，且遗愿将遗骨永留这片既予她伤痛又赋她重生的土地。这种选择超越了郭沫若个人的情感辜负，成为战争离散者用一生书写的和解宣言。 富子晚年在自传中轻描淡写地说“我的心属于中国”，这句平静宣言背后，是半个世纪的风暴也未能摧毁的生命力。她的墓碑如今静立上海，比任何文学修辞都更深刻地诠释了战争、爱情与救赎的本质。 素材来源：1.11.21.31.4 郭沫若笔下郭安娜之别名. 郭沫若与文化中国——纪念郭沫若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卷）, 2012年1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