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刘伯承听说原配还活着，并且日子过得很艰苦，就托人给她带信，想把她接到南京享福，原配却说：“我不去，你也不要回来！” 带信的乡邮员回来时，刘伯承正在南京的办公室里看西南剿匪地图。 信封上的火漆印还没干透，里面的信纸皱巴巴的，像是被人攥了很久。 “程宜芝说，家里的土屋漏雨，但政府给糊了新草顶；孙女天俭上学了，不用再跟着她拾柴。” 乡邮员搓着手，不敢看这位刚指挥完大西南解放的元帅。刘伯承捏着信纸的手微微发抖，眼前突然闪过 1905 年那个秋天。 父亲临终前拉着他的手，说给 13 岁的他订了门亲，女方是邻村 11 岁的程宜芝。 那天相亲，他故意用锅灰抹了脸，蹲在程家门口流着鼻涕装傻。程宜芝的父亲气得要摔茶碗，说刘家怎么养了个憨子。 可程宜芝从里屋走出来，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轻声说：“爹，你看他的眼睛，亮得很，不是真傻。” 后来他才知道，这个姑娘早就听人说过，刘家有个爱读书的二小子，偷偷在私塾窗外听过课。 1910 年成婚那晚，红烛映着程宜芝的脸，她把绣着 “宜室宜家” 的鞋垫塞进他怀里。 他那时总想着要去外面闯荡，对这桩婚事满心抵触，却在婚后看见她天不亮就去挑水，回来还要给瘫痪的奶奶喂饭，心慢慢软了。 1912 年他要去重庆考将校学堂，程宜芝连夜给他缝棉衣，针脚密得像天上的星。 “你走你的，” 她把包袱递给他，肚子已经悄悄隆起，“家里有我。” 这一别，就是四十年。他在战场上九死一生，从讨袁护国军打到红军长征，身边的信差换了一茬又一茬，给家里的信却越来越少。 1927 年在上海，他刚躲过国民党的搜捕，就听说儿子刘俊泰跑来告密。 那个被程宜芝含辛茹苦养大的孩子，染上了毒瘾，为了钱竟要置他于死地。 他在周公馆的油灯下坐了整夜，烟抽了一地，最后只对地下党说：“别为难他娘。” 程宜芝是在 1940 年那个冬天彻底垮的。刘俊泰精神失常，整天在村里疯跑，喊着 “我爹是大官”。 她把陪嫁的银镯子、红木箱子全卖了，换了些草药，自己却嚼着树皮度日。有回上山砍柴摔断了腿，躺在土炕上三个月，全靠邻居接济。 村里人劝她改嫁，她总摇头：“他说过要回来的，我得等着。” 直到 1949 年春，解放军进了村，给她挂上 “红军家属” 的牌子，每月送来五斗米，她才第一次能吃饱饭。 带信的人回来说，程宜芝说这话时，正坐在门槛上纳鞋底，孙女天俭趴在她膝头。 “她指着墙上的标语，说‘他现在是给百姓做事的，回来干啥？’” 刘伯承听到这儿，突然想起 1912 年离家时，她也是这样坐在门槛上，没掉一滴泪，只说 “你在外头别学坏”。这两个场景在他眼前重叠，让他喉头发紧。 后来，他又托人送去些钱和布料，都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附了张字条，是程宜芝托人写的：“天俭说，爷爷的照片在课本上，她知道爷爷是好人。” 1950 年西南土改，工作队的同志来看她，说刘伯承元帅让好好照顾她。她却把分到的田地让给了更穷的邻居，只留了半亩种菜，说 “够吃就行”。 1957 年，程宜芝在老家去世。临终前，她让天俭把那个绣了一半的 “刘” 字荷包收好。 天俭后来去南京上大学，刘伯承见她时，摸了摸她的头，问起奶奶最后说啥。 “奶奶说，爷爷打天下不容易，别让家里事绊住脚。” 天俭说着，从包里拿出那个荷包，针脚歪歪扭扭，却绣得很密。 刘伯承把荷包揣在贴身的口袋里，直到 1986 年去世。 整理遗物时，家人发现荷包里裹着半张泛黄的信纸，是 1949 年那封被拒绝的信的草稿，末尾有句没写完的话：“我欠你太多……” 其实程宜芝从未怪过他。她在村里跟人念叨过：“他不是忘了家，是把家装进心里头，带着全中国的穷人家一起过好日子了。” 这话传到刘伯承耳朵里时，他正在主持军事学院的开学典礼，望着台下年轻的学员，突然老泪纵横。 如今四川开县的刘伯承故居里，还保留着程宜芝住过的那间土屋，墙上挂着她织布的梭子、纳鞋底的针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