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地下工作者蒲华辅执行任务的时候，被一伙特务堵住去路，不幸遭到逮捕。 一个茶馆里的偶然相遇，改变了川康地下党的命运。1949年1月13日，成都街头寒风刺骨，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怎么也想不到，这次看似平常的外出会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这个戴眼镜的中年教师身份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1949年初的成都，白色恐怖笼罩着这座古城。蒲华辅被捕，是由于刘国定和冉益智共同出卖而造成的。刘国定叛变不久，就向特务交代认识川康特委负责人，外号叫＂郑眼镜＂，住在成都。这个代号为叛徒们提供了追踪的线索，而蒲华辅对此毫不知情。 蒲华辅，原名蒲文昶，又名蒲正应，重庆市铜梁县人。他的个头不高，说话时细声细气，因他常戴一副近视眼镜，熟人都称他为＂郑眼镜＂。这位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中年人，实际上是川康地区地下党组织的最高负责人。 早在1927年，年仅二十岁的蒲华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8月，蒲华辅任中共铜梁县行委主席（相当于县委书记）。同年10月2日，以四川工农红军第7路游击队政委的身份，领导铜梁县农民武装和县警察中队300多人暴动，失败后转移到成都，仍被敌人捕获，并被判处徒刑入狱关押了3年。这段监狱经历让他对酷刑有了切身体验，也在他心中留下了阴影。 然而，这位地下党的高级干部却有着致命的弱点。蒲华辅养尊处优、工作不深入扎实，而且特别怕危险。他在成都的生活相对舒适，蒲华辅的家在成都新南门外致民路附近的中坝菜园，与国民党政府的一个科长同住一个带有院宅的小公馆。组织曾多次提醒他这样做的危险性，但他总是不以为然。 1948年，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上级组织指示蒲华辅立即转移到农村隐蔽。马识途回蓉，蒲华辅以筹备川康特委扩大会议、安排各项应变工作等为由不肯下乡：＂在这样的紧要关头，需要我毫无畏惧地站在斗争最前面。在激烈战斗的战场上，司令员能临阵脱逃，躲到后方掩体里隐蔽去吗？＂这种看似英勇的表态，实际上暴露了他对地下工作规律的不理解。 特务们已经开始了有针对性的搜捕。雷天元到成都后，找到成都的驻地特务机关，请求协助。成都的一个特务与雷天元是同乡，也认识蒲华辅，还在街上碰见过，只是过去不知道蒲华辅的身份。特务们一商量，决定采取大海捞针的办法，天天上街转，大街小巷搜寻。 1949年1月12日，马识途与蒲华辅在春熙路饮涛茶馆接头时，敏锐的马识途察觉到了危险。一向警惕性很高的马识途，刚上二楼就感觉异样，他发现有人盯上了他们：＂不对，肯定有问题，今天就不谈了吧，我后天早上到你家里来谈。现在你先走，由我来对付他们。＂马识途凭借丰富的反侦察经验成功摆脱了跟踪，但蒲华辅却没有足够的警觉性。 蒲华辅长期脱离基层，又疏忽大意，连一般地下党员都知道的＂防梢＂＂反梢＂等常识都忘记了。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1月13日，成都一个认识蒲华辅的特务在一个茶馆里把蒲华辅抓到了。这次抓捕标志着川康地下党组织遭受了致命打击。 被捕后的蒲华辅面临着严酷的审讯。特务用酷刑（背＂火背兜＂）逼供，他熬不过，供出了川康特委其他领导人和国民党军队系统的党员干部，以及与党有密切联系的高层民主人士，造成严重后果。这个曾经在监狱中坚持了三年的老党员，这次却没能经受住考验。 蒲华辅的叛变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他被捕叛变后，交出了川西地下党组织，特务在成都等地逮捕了数十名地下党员，其中韩子重、齐亮、马秀英、张学云、韩秉炀等被送押重庆并杀害。连他的妻子郭德贤也因为他的供词而被捕，但这位坚强的女性及时烧毁了重要文件，并通知马识途转移，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损失。蒲华辅在成都叛变后被押到重庆，关押在白公馆监狱。在狱中，面对其他坚贞不屈的革命者，蒲华辅感到深深的羞愧。据难友们观察，他后来＂逐渐镇静＂，没有再进一步出卖组织，而且还拒绝了徐远举让他参加特务组织的要求。 1949年10月28日，蒲华辅和涂孝文与陈然、王朴等一起被押到大坪刑场公开枪杀。在赴刑场的整个过程中，据目击群众讲，蒲华辅与其他烈士的英勇慷慨就义没有什么不同，表现得＂非常共产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个复杂的人物选择了与党同心。 蒲华辅的人生轨迹体现了人性的复杂性。他既有革命者的理想与激情，也有知识分子的软弱与局限；既有在严刑面前的叛变，也有在生命最后时刻的觉醒。蒲华辅是罗广斌《红岩》中的＂甫志高＂的主要原型人物之一，他的故事警示后人：革命事业需要的不仅是理想和激情，更需要钢铁般的意志和对组织纪律的严格遵守。 蒲华辅的悲剧告诉我们，革命年代容不得半点侥幸心理。一个茶馆里的疏忽，毁掉的不仅是个人前程，更是无数同志的生命。对于这段历史，您如何看待个人品格与革命意志的关系？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