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被捕入狱的女战士在给鬼子洗衣服时，发现了自己丈夫的衣服，她瞬间明白了原来自己被抓是因为丈夫当叛徒出卖了自己，于是她想到一个办法，用一张纸条巧妙的借日军之手除掉了丈夫。 田仲樵，1907年出生在黑龙江穆棱县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家里不算穷，父亲田秀山是当地有点名气的乡绅，母亲修玉麟则是个坚韧的女人。父母都是中共地下党成员，从小就给田仲樵讲民族大义，教她认清日本侵略者的嘴脸。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铁蹄踏遍东北，她没犹豫，直接加入了抗日救国会，开始干交通员的活儿，送信、跑腿、联络同志，啥都干。 1932年，她正式入党，那年才25岁。加入中共后，她跟着吉东特委干大事，开辟了一条从穆棱到苏联的秘密通道。这条线救了不少人，包括吉东特委书记杨松和她姐夫李范五。她经常扮成农妇或者乞丐，顶着日军的眼皮子底下跑任务。那时候，东北的冬天冷得要命，她裹着破棉袄，踩着雪地，一步步把情报送到。她的胆子和脑子，让同志们都服气。 后来，她在抗联二军里越干越出色，成了筹委会委员、军委委员，还当过中共吉东特委委员、吉东省委巡视员。她是东北唯一一个女县委书记，带着队伍跟日军干仗，配合过赵尚志、李兆麟这些大名鼎鼎的抗日英雄。1937年，她潜入牡丹江的日军被服厂，硬是拉了30多个工人入党，建了个党支部。那年4月，她还策划烧了日军的粮食仓库，上千吨粮食一把火没了，日军后勤直接瘫了半边。1938年，她又帮抗联二军和五军搞情报，带着队伍在穆棱待马沟火车站设伏，打死300多鬼子，炸了火车，抢了100多匹马。 可再厉害的人，也有栽跟头的时候。1938年，她因为宋一夫叛变被抓了一次，靠着机智跑了出来。到了1939年，她又因为这个叛徒暴露了行踪，再次落入日军手里。这次，她被关进了林口县后刁翎的监狱。 1939年春天，田仲樵被捕的时候，伪装成乞丐，蓬头垢面地在宁安城外晃悠。她以为这样能蒙混过去，可日军早盯着她了，直接把她押进了监狱。那地方阴冷潮湿，墙上都是水珠，空气里一股霉味。日军对她下了狠手，老虎凳、滚钉筒、灌辣椒水，啥酷刑都用上了，想让她开口。可她咬紧牙关，就说自己是个普通乞丐，跟通缉的县委书记只是同名同姓。敌人没证据，折腾了一阵子后，觉得她没啥油水可榨，就让她干杂活，洗衣服、扫地啥的。 每天早上，她被押到河边洗衣服。河水冰得刺骨，她蹲在岸边，手冻得发紫，指关节疼得要命。一天，她在洗一堆脏衣服时，手指摸到了一件熟悉的棉袄。仔细一看，袖口上有个“荀”字，是她亲手缝的。这是她丈夫荀玉坤的衣服！她心里一震，悄悄抬头往远处看，果然见到荀玉坤跟一个日军军官站一块儿，笑着点头哈腰，衣服干干净净，跟她这边的处境完全是两个世界。 那一刻，她全明白了。自己被捕不是运气不好，也不是伪装露馅，而是丈夫叛变，把她和同志们卖给了日本人。她攥紧了那件衣服，指甲都掐进肉里去了。愤怒、失望、痛苦一股脑涌上来，可她没工夫崩溃。她知道，荀玉坤活着就是个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害死更多同志。 田仲樵不是那种冲动的人，她冷静下来，脑子飞快转着。她知道自己被关着，没法直接动手，可她也知道日军对叛徒从来不完全放心。她决定利用这点，搞个计策除掉荀玉坤。 那天洗衣服时，她趁人不注意，从破布上撕下一小块，用烧火用的炭棒在上面写字。她模仿抗联五军军长柴世荣的笔迹，写了一张纸条，内容是：“假意投降，骗小林信任，潜伏待命。联络点：勃利县前刁翎山后歪脖子松树旁第三个石缝。AK。”这个联络点是早就废弃的，她算准了不会连累别人。她把纸条卷得细细的，塞进荀玉坤那件衣服的内衬缝隙里，藏得严严实实。 她心里清楚，日军迟早会检查叛徒的东西。果然，没几天，那个叫小林斋藤的军官下令搜查所有投降的人的物品。一个士兵翻出了那张纸条，小林一看，脸就黑了。他派人去勃利县前刁翎山后查，找到那棵歪脖子松树，果然在第三个石缝里发现了点旧痕迹，跟纸条上的笔迹和代号对得上。小林气炸了，觉得荀玉坤是假投降，真卧底，直接下令把他拖出去收拾。 荀玉坤被拉到院子里，鞭子抽得他满身是血，他想解释，可谁信他？小林没耐心听，直接让人把他拉出去毙了。枪声响的时候，田仲樵在远处听到了。她没啥表情，心里知道，这个叛徒终于没法再害人了。 田仲樵在狱里熬了几天，1939年的事儿算告一段落。可她的磨难没完。1941年，她在牡丹江跟特派员倪景阳接头时，又被日军抓了。这次她为了不泄密，从二楼跳下去，摔断了骨头，差点没命。日军以为她活不下来，把她扔到哈尔滨的监狱。她硬是装疯卖傻，熬了四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被救出来。 出来后，她没闲着，拖着伤身子找到200多个抗联战士，带他们归队。后来，她在东北烈士纪念馆干活，收养了16个烈士的孩子，把他们拉扯大。她自己过得简单，吃穿都不讲究，钱都花在孩子们身上。2005年，她在哈尔滨去世，活了99岁，一辈子没停下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