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47岁的陈菊梅在取掉扁桃体和割掉阑尾后，不顾众人的劝阻，坚定地对地医生说：“请拔掉我嘴里所有健康的牙齿…” 陈菊梅1925年出生在浙江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家庭。家里啥也没有，但她爹妈硬是咬牙供她读书。她从小就知道，读书是她跳出穷窝的唯一路子。高考那年，她走了三天路去县城考试，回来就病倒了，结果成绩还作废了。换别人早崩溃了，可她愣是没服输，咬着牙考上了浙江医学院医疗系。那时候，她就不是个认命的人。 在医学院，陈菊梅一头扎进了传染病学。那会儿五十年代，中国肝病闹得凶，每年几十万人没命，外面还老拿“乙肝大国”戳咱们脊梁骨。她心里憋着一口气，非得把这难题给啃下来。毕业后，她去了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传染科，天天跟病人打交道，攒经验。1955年，国家挑人去苏联学医，她挤进了名单。在莫斯科，她玩命学，三年干完四年活，1958年回国就进了北京解放军302医院。那地方是研究传染病的前线，她算是找对了战场。 在302医院，陈菊梅跟上了发条似的，白天看病人，晚上搞科研，一天睡不了几个钟头。为了摸清病情，她背着药箱下乡跑，村里巷里全是她脚印。有回实验缺人试新麻醉法，她二话不说站出来，结果同事手抖没搞好，她昏了三天。醒来第一句不是抱怨，是问实验咋样了。这股狠劲儿还真整出了成果，麻醉技术改进了不少。她压根没把自己当回事，全是为了活儿。 可这么拼，身体哪吃得消？扁桃体炎、肾炎轮着来，有回救个小孩还染上链球菌，肿得满身是水，尿里带血。病痛拖着她，可她眼里的目标更重——乙肝研究不能停。1972年，她先把扁桃体和阑尾给摘了，觉得还不够，又让医生拔掉所有健康牙齿。她算盘打得清楚：牙齿没事现在不疼，将来发炎咋办？她不能让身体拖后腿。手术时疼得要命，她硬扛着没吭声，完事儿就爬回实验室接着干。 她这疯劲儿不是白搭的。她发现五味子能护肝，带着团队搞出了“六味五灵片”这药，重型肝炎的死亡率从85%掉到38%。这数字听着干巴巴，可背后是多少人捡回命啊。中国“乙肝大国”的帽子，总算有点松动了。她没白挨那些刀子，没白掉那些牙，实打实给国家争了口气。 陈菊梅这辈子就没停过。2003年非典来了，她冲进隔离病房，三天三夜整出个防治手册。2008年汶川地震，83岁的老太太不怕余震跑去救人。91岁得了帕金森，半边身子不好使了，她还每周出诊五天，提前到岗，穿上白大褂就跟打了鸡血似的。病人叫她“救命奶奶”，她就笑笑说：“帮得上他们，我才踏实。” 2021年11月5日，陈菊梅走了，96岁。她临走前交代丧事简单点，身体捐了。她这一辈子，救了不知道多少人，带出一堆医学人才，硬是把传染病研究往前推了一大步。她不爱张扬，走得悄无声息，可她干的事儿，谁也忘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