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铁匠朱其升看到家家户户都挂上了毛主席头像，他越看这个人越眼熟，于是偷偷将妻子拉到一旁对她说：“其实毛主席是我结拜兄弟。”妻子大惊：“你怕不是穷疯了吧！”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50年，新中国的领袖画像挂进了千家万户，在湖北大冶的一个小镇上，老铁匠“朱其升”却因此犯了难。 他每天在家门口来回走过，眼神却总忍不住往门楣上瞟，那幅画他越看心越沉，画中人那股神气、那对眉眼，怎么看都像是他记忆深处的一个人。 过了好久，他终于把妻子“李桂花”拉到一边，压着嗓子说：“那画上的毛主席，怕是我的拜把子兄弟。” 李桂花一听，眼睛都瞪圆了，心想这老头子怕不是穷疯了，敢这么乱说，但朱其升一脸较真的样子，不像是在开玩笑。 这桩压了快四十年的往事，就这么给翻了出来，这事儿，还得从四十年前的辛亥革命说起。 1911年，十七八岁的湖南伢子朱其升，为了混口饭吃跑到长沙，恰巧赶上新军招兵，在招兵处，他碰上一个瘦高的年轻人，话不多，但眼神很定，那人自称“毛润之”，从乡下来，想参军报国，却没人引荐。 朱其升看他跟自己一样，都是穷苦出身，二话没说，就拍着胸脯替他做了保，两个萍水相逢的年轻人，就这么进了同一支新军，还分在了同一个班。 虽然军营的日子艰苦，但也最见人心，朱其升憨厚，自己本就不宽裕，还时常把口粮分给毛润之和另一个战友。 长沙的冬天湿冷，毛润之连件像样的棉衣都没有，朱其升就把自己的新棉衣脱给了他，夜里站岗，他也总让毛润之这个“读书人”多歇会儿，自己替他多顶一阵风。 而毛润之也不白受人家的好，只要一有空就教朱其升认字，给他讲天下大势，讲那些要让穷人过上好日子的道理，不过，这段军营生涯很短，一年后新军解散，两人各奔东西。 毛润之继续求学，投身于革命，而朱其升则回到湖北大冶，拿起祖传的锤子，当了一辈子铁匠，这一别，就是近四十年，再没音信。 直到1950年，看着门楣上的画像，这段尘封的记忆才被唤醒，听完丈夫的讲述，李桂花从惊吓中回过神，反倒推了他一把：“既然是老相识，你咋不给毛主席写封信问问呢？” 朱其升心里又盼又怕，一个打铁的，一个是开国领袖，这身份差得也太远了，这信写了，人家能看见吗？ 最终，他还是鼓起勇气，请了镇上的私塾先生代写，把当年的事情详细的写了下来，信里没半句恭维，也没提什么要求，就是老朋友拉家常，问个好。 信封寄出去后，石沉大海，朱其升也慢慢也断了念想，日子照旧，谁知几个月后，邮递员竟真拿着一个盖着国徽的信封，一路小跑冲进他家，扯着嗓子喊：“朱师傅，北京来的信！” 那一刻，朱其升的手抖得不成样子，信是毛主席的亲笔，开头就称他“其升兄”，不仅清楚记得当年军营里的点滴，感谢他的担保和赠衣之情，还随信寄来一笔钱，并说有机会定要来北京一见。 朱其升听人念着信，眼眶当场就红了，他不在乎那笔钱，他在乎的是这声“其升兄”，在乎的是快四十年过去，身份天差地别，毛主席还记着这份情，这就比什么都金贵。 这事一下就在十里八乡传开了，人人都以为朱其升要用这笔钱盖新房、买田地，可他却盘算着另一件事。 他寻思着南方雨水多，乡亲们都缺一把结实的伞，不如就用这笔钱办个油布伞厂，他发挥铁匠的本行，亲手设计打造伞骨，选料、上油都亲自把关，给伞厂取名“和平”。 “和平牌”油布伞用料扎实、价格公道，很快成了抢手货，伞厂也让不少乡亲有了饭碗，乡亲们不再叫他“老朱铁匠”，而是敬重地喊他一声“朱老板”。 可他自己从不张扬，更不拿与毛主席的关系说事，总说：“润之兄弟干的是救国的大事，我这点手艺，能给乡里做点实在东西就知足了。” 而那封珍贵的信，朱其升用红布包好锁进柜子，从不拿出来炫耀。 到了1952年，朱其升受邀到北京参加会议，在中南海的会客厅里，他终于见到了那位“润之兄”。 毛主席一见他，就快步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还是那句亲切的“其升兄”，两人聊起军营旧事，感慨万千，情谊一如往昔。 直到1956年，老铁匠朱其升在湖北大冶去世，他的葬礼没什么排场，可乡亲们却自发来了成百上千人，送葬的队伍绵延数里。 他们送别的，不是“毛主席的朋友”，而是一个用一辈子教会他们何为信义、何为本分的“朱老板”。 从一个愣头青新兵，到毛主席的故交，再到乡亲们敬重的实业家，朱其升的故事其实挺简单：情义不是用来炫耀的资本，而是用来做事的底气。 这个道理，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是金子，到了今天这个处处讲人脉、谈变现的时代，是奢侈品，还是我们压根就忘了的必需品？ 【信源】原文登载于新湖南2021年9月9日 关于“党史钩沉丨毛泽东在辛亥革命中 - 长沙 - 新湖南”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