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一个英国记者问邓颖超：为什么大家都互称同志，只有叫您先生为“总理”呢？邓颖超闻言笑道：“我先生大名叫周恩来，可是他的小名叫总理。”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声“同志”是身份与信仰的通行证，可偏偏有个人，人们几乎从不称他同志，而是习惯性地喊他“总理”。 这一位远道而来的英国记者对此大惑不解，专门跑去问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为什么大家唯独管您的先生叫‘总理’？” 当邓颖超听罢，脸上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轻声答道：“这没什么，总理是我先生的小名。” 但记者显然没听懂这句东方智慧的玩笑，耸耸肩就过去了，然而，这句看似随意的调侃，却恰好点破了一个时代的秘密：一个行政职务，如何成了一个人撕不掉的标签，甚至变成整个民族心照不宣的亲切代号？ 要说小名，周恩来确实有一个，叫“大鸾”，据说是他母亲梦见神鸟入怀所得，寄托了长辈最朴素的期望。 在中国，小名往往带着一种提醒，提醒你从哪里来，根在哪里，可“总理”这个“小名”，分量显然不同，它不是家人给的，而是历史给的，是他自己一刀一枪拼出来的。 当人们只记得他作为总理在外交舞台上的温文尔雅，却往往忽略了这份儒雅背后，是怎样的铁血与杀伐决断。 早在黄埔军校时期，周恩来就已是政治部主任，带兵东征，亲历沙基惨案的枪林弹雨，到了上海，他更是三次武装起义的直接领导者，带着工人纠察队冲锋陷阵。 在党内最危险的时刻，面对顾顺章叛变的灭顶之灾，也正是他执掌中央特科，以雷霆手段迅速处置，才保住了整个中枢机构。 这些九死一生的经历，他本人从不挂在嘴边，但那份从血与火中淬炼出的威望，早已刻进了骨子里，为日后“总理”二字压住了阵脚。 但也正因如此，1949年毛主席提议周恩来出任政务院总理时，几乎是众望所归，这个任命，与其说是权力分配，不如说是一份责任的托付，全党上下都清楚，这个位置非他莫属。 然而，到了1959年，党内风气一变，中央发文要求互称“同志”，意在破除等级观念，理想很丰满，但现实总有例外，就在几乎所有人都改口的时候，有几个人却成了习惯的“法外之地”，比如毛泽东的“主席”，朱德的“老总”，以及周恩来的“总理”。 而允许这种例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承认，这并非特权，而是一种基于贡献和威望的“特任”，制度的规定，终究要让位于人们心中最真实的情感和认可。 大家喊他“总理”，不是因为忘记了规定，恰恰是因为他把“总理”这个职务所承载的责任，做得太到位、太深入人心，以至于这个称呼超越了行政本身，成了一种精神符号。 这份认可，更源于他长达26年的坚守，从建国到去世，周恩来的职务始终是“总理”。 这意味着，从朝鲜战场的艰难谈判，到日内瓦会议的舌战群儒；从三年困难时期的粮食调度，国家每一次走到最艰难、最复杂的关口，顶在最前面的总是他。 而周恩来总理像一个永不疲倦的裱糊匠，尽其所能地修补着这个国家的所有裂痕，他从不争功，也无意揽权，只是日复一日地处理着最棘手的事务。 说到底，“总理”二字，早已不是一个职务，它代表着一种能力，一种在任何混乱局面下都能稳住阵脚、解决问题的能力。 它也代表着一种品格，一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品格，不是这个头衔成就了周恩来，而是周恩来用自己的一生，重新定义了这个词，他把一个冷冰冰的官职，干成了一个有温度、有情感、让无数后人依旧感到亲切和依赖的称谓。 这或许就是邓颖超那句“玩笑”的真正含义，“总理”，确实成了他的另一个名字，一个由十四亿人共同为他取下的、独一无二的“小名”。 【信源】周恩來還有這樣一個“小名”——周恩来纪念网、中央党史、人民网、《周恩来年谱》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