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对华石油供应减少10.8% 中国是俄罗斯石油的最大买家，但今年前六个月的

俄罗斯对华石油供应减少10.8% 中国是俄罗斯石油的最大买家，但今年前六个月的数据显示，俄罗斯对华石油出口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0.8%，出口量从2024年1-6月的5511.5万吨降至4911.3万吨，金额降幅更为显著，下降24.2%，从330.14亿美元降至250.14亿美元。这种变化背后是国际能源市场的深层调整和中俄能源合作的结构性转型。 首先，国际油价的持续低迷直接导致出口金额缩水。2025年全球石油市场呈现供过于求的局面，“欧佩克+”自4月起逐步解除220万桶/日的减产协议，截至8月已累计增产191.8万桶/日，叠加非“欧佩克+”国家的产量扩张，国际原油库存每天以100万桶的速度增加，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今年已下跌8.5%，徘徊在70美元/桶左右。 俄罗斯出口的乌拉尔原油价格受此拖累，从2024年的高位回落，导致出口金额降幅远超数量降幅。例如，俄罗斯经济部因油价疲软将2025年能源出口收入预测下调15%，其中石油出口收入减少尤为明显。 这种价格压力在欧盟最新一轮制裁中将俄油价格上限进一步压低至47.6美元/桶后更为突出，尽管中国通过长协合同规避了部分波动，但国际市场的价格传导效应仍难以完全隔绝。 其次，俄罗斯正主动调整出口策略以平衡市场风险。西方制裁后，俄罗斯石油出口重心转向亚洲，但随着印度、土耳其等新兴买家的崛起，出口流向呈现多元化趋势。 2025年1-5月，印度和土耳其分别购买了俄罗斯约1/4和1/10的原油，而中国的份额从之前的近1/3有所下降。这种调整既有地缘政治考量，也受经济利益驱动——印度通过低价进口俄油精炼后转售欧美市场，形成套利空间，而俄罗斯为分散风险不得不接受这种市场分流。 此外，俄罗斯正加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力度，计划到2030年将天然气出口量提升至2930亿立方米，这种能源结构的内部调整也可能间接影响石油出口的优先级。 中国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则从需求端重塑了进口格局。近年来，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持续提升，2024年前三季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13.4%，占总发电量比重提高2.4个百分点，煤炭消费比重下降1.9个百分点，石油消费比重下降0.9个百分点。 这种转型在东北地区尤为明显，国家管网集团通过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向哈尔滨等地输送清洁能源，2024年供暖季累计输气超3000万立方米，形成“双线供气”模式，客观上减少了对石油的依赖。 同时，中国原油进口渠道多元化战略见效，2024年前三季度进口原油4.1亿吨，同比下降2.8%，但来源国更加分散，俄罗斯的市场份额从2023年的17%小幅回落。 国际制裁的连锁反应也加剧了贸易摩擦。尽管中国通过人民币结算、易货交易等方式规避部分风险，但美国近期威胁对购买俄油的国家征收100%次级关税，欧盟则限制俄油运输和保险，这些措施增加了中俄贸易的合规成本。 例如，俄罗斯为应对制裁不得不依赖“影子舰队”运输石油，这种非正规渠道的运营成本较高，且难以大规模扩展，导致部分订单转向其他买家。 此外，中俄边境的管道运输也面临挑战，虽然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实现了智能化运营，但石油运输仍依赖传统管道和铁路，2022年“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因计划维护暂停供气的事件表明，基础设施的稳定性仍需提升。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俄罗斯能源战略的调整。根据俄罗斯新能源战略，其计划到2050年将原油产量稳定在5.4亿吨/年，但天然气出口量将从2023年的1460亿立方米跃升至2030年的2930亿立方米。 这种“重气轻油”的策略使得石油出口在国家能源外交中的地位相对下降，转而通过增加对印度、土耳其等国的供应换取更灵活的地缘政治支持。 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炼油产能的提升也分流了部分出口资源，2025年俄原油加工量较2024年有所增加，国内成品油需求增长导致出口量减少。 不过，这种调整并非单向的。中国在减少石油依赖的同时，仍保持着对俄能源合作的战略定力。中俄原油管道一线和二线年输油能力合计3000万吨，合同期30年，这种长期协议为双方提供了稳定的合作框架。 此外，中俄朝经济走廊的建设为能源运输开辟新路径，2025年三方启动罗津港和跨境铁路翻新工程，未来可能通过陆海联运提升石油和天然气的运输效率。俄罗斯也在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例如通过加密货币结算规避制裁，但技术和监管瓶颈使其短期内难以规模化应用。 俄罗斯对华石油出口的减少是国际能源市场深度调整、中俄能源合作转型升级和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变化既反映了俄罗斯在制裁压力下的市场适应，也体现了中国能源结构转型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