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富商花500大洋在张大千手里买了一幅画，后来发现是赝品。可富商没生气，还把张大千请到家中做客。张大千刚进门，看到一个年轻的姑娘，他脸色大变，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上海，1921年，烟雨蒙蒙的街头，一位年轻画家蜷缩在巷口摊位前，画布上山水云雾缭绕，仿得像极了清代大师石涛的笔触。突然，富商李祖韩驻足，眼神发亮，掏出五百大洋拍在桌上：“这画我要了！”画家张大千心头一跳，暗道：“这下麻烦大了。”
张大千咽了口唾沫，试探道：“五百大洋。”他心知这画是自己临摹，底气不足，但五百大洋对当时的他来说，够吃一年。李祖韩毫不犹豫，掏出银票，抱画离去，嘴角挂着满足的笑。张大千松了口气，却又隐隐不安——这幅画虽仿得精妙，终究不是真迹，若被识破，后果难料。
几天后，一封请柬送到张大千手中，来自李祖韩，邀他到府一叙。张大千心头一紧，以为自己东窗事发，赝品暴露。他揣着忐忑，来到李府。府邸雕梁画栋，庭院深深，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檀香。张大千刚踏进大厅，目光便被一幅悬于墙上的荷花图吸引。画中荷叶田田，墨色晕染间透着灵动，荷花瓣瓣欲滴，似有清香扑鼻。他呆住了，喃喃道：“这画……是谁的手笔？”
李祖韩笑而不答，引他到内堂。一位清秀女子迎上前来，眉目如画，气质温婉。她便是李祖韩的妹妹李秋君，宁波名门闺秀，自幼研习绘画，尤擅花鸟。张大千一听画作者是她，震惊之余，竟双膝一软，跪倒在地：“请收我为徒，教我画技！”这一跪，出乎所有人意料，连李秋君都愣住，忙上前扶他：“张先生何必如此？我们年龄相仿，谈不上师徒，不如切磋交流。”
原来，李祖韩买回画后，李秋君一眼看出是赝品。她细察画中笔墨，虽非石涛真迹，却见功力深厚，构图灵动，颇有新意。她对兄长说：“这画虽假，作者才华不凡，假以时日，必成大器。”李祖韩听后，不但不怒，反而生出好奇，决定请这位“造假”画家上门一见。
张大千在李府暂住数日，与李秋君彻夜探讨画技。两人对坐书案，李秋君摊开一幅小写意荷花，讲解如何以藤黄晕染花瓣，避开铅粉的呆板。张大千则分享自己临摹石涛的心得，剖析山水的留白与气韵。窗外月色如水，案上烛光摇曳，两人谈兴正浓，忘了时间。李秋君发现，张大千虽擅仿古，却对色彩的运用略显单一；张大千则惊叹李秋君的花鸟画，笔触细腻却不失大气，隐隐有超越自己的灵气。
这段相识并非一帆风顺。张大千早年家境贫寒，靠卖仿画维生，内心深处总有对“造假”的愧疚。而李秋君出身名门，画技自成一派，对赝品虽不计较，却也直言不讳：“张兄，你的画虽精，少了些自己的魂。”这句话如当头棒喝，让张大千开始反思：一味模仿，终难成大家。他下定决心，要在临摹之外，融入自己的风格。
数年间，张大千与李秋君保持密切交流。他们合作画稿，探讨构图，张大千的山水画渐渐融入李秋君的花鸟意趣，多了几分清新灵动；而李秋君受张大千影响，尝试用现代衣着画仕女，突破传统窠臼。两人关系也愈发微妙，李秋君对张大千渐生情愫，但张大千已有妻室黄凝素，且育有子女。他坦言无法回应李秋君的感情，提议以兄妹相称。李秋君未强求，淡然一笑，继续以画为媒，维系这份艺术情谊。
1930年代，张大千开始游历东南亚，足迹遍布名山大川，画风日渐成熟。他寄信给李秋君，信封上常写“三妹亲展”，有时还附上异乡的泥土样本，分享旅途见闻。李秋君留在上海，潜心作画，受谢之光指点，将仕女画融入现代元素，独树一帜。抗战期间，她创办女子书画会，收容难童，展现出艺术家的社会担当。
1948年，张大千回上海为李秋君庆五十寿辰，两人合绘《高山流水图》，钤上“百岁千秋”印，约定合作百幅画作。然而，1949年，张大千因时局动荡移居海外，先赴香港，后辗转印度、巴西等地，创泼彩山水技法，名震国际。李秋君留在上海，任画院画师，终身未嫁。1971年，李秋君病逝，张大千在香港画展中闻讯，面向上海方向长跪不起，数日不食。他以五百两黄金买下清代王府旧址，赠予李秋君家人，以表愧疚。
张大千与李秋君的故事不仅是艺术交流的佳话，也折射出民国时期艺术圈的生存生态。张大千早年靠仿石涛画维生，技艺高超到连黄宾虹、吴湖帆等鉴赏大家也曾“看走眼”。他的仿画不仅为生计，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体现了“师古而不泥古”的精神。
李秋君则以女性画家的身份，在男性主导的画坛中占有一席之地，她的仕女画融合传统与现代，影响了后来的海上画派。上海博物馆藏有两人合绘的《荷花图》，笔墨间可见彼此风格的交融。
一幅赝品，串起两颗艺术之心。张大千与李秋君，从上海街头到画坛巅峰，用笔墨书写了一段未完的传奇。他们的故事，如同画中留白，余韵悠长。
